宗法、丧服与庙制 儒家早期经典与宋儒的宗族理论

宗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之一,这已是学界共识,但以往研究多把宗族视为基于现实利益而产生的工具,忽视古人关于宗族内在逻辑的言说。本文分析了早期儒家和宋儒的宗族观,认为古人关于宗族的种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基于复杂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宗族之所以在中国具有如此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原因或在于此。

汉代庙制问题探讨

西汉采用了每帝各专一庙的“独宫庙制” ,并因时立制广设郡国庙 ,空前强化了宗庙的政权象征作用。从汉元帝时开始 ,依照儒家经典变革庙制 ,废置了郡国庙 ,并初步确立了按昭穆迭毁宗庙的庙制原则。东汉前期 ,创立了“同堂异室”的庙制形式 ,西汉诸帝和东汉诸帝分祭于高祖庙和世祖庙。献帝初平年间 ,虽然采纳蔡邕建议 ,实行了以“天子七庙”为核心的复古改革 ,但却没有改变“同堂异室”的庙制形式。

唐朝庙制及其昭穆次序述评

先民们大概在从图腾崇拜过渡到祖先崇拜时,便创建了旨在祭祀祖先的宗庙。因此,在古人的心目中,“礼莫大于宗庙”。而在诸多的宗庙礼仪活动中,排列昭穆次序又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正如《礼记·中庸》所说:“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然而自春秋以降,因史文阙佚,人们对三代以上的宗庙之制与昭穆之制已不十分清楚,虽系经师硕儒,亦难言其详,故其注释,遂生歧义。唐称盛世,硕儒辈出,然据新、旧《唐书》所载,亦未指陈唐宗庙中昭穆次序之正误。后世治唐史者,就笔者所知,亦着墨不多。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恳请方家与读者指正！

周代庙制异议

《礼记》、《公羊传》、《穀梁传》所载周代庙制的内容不一,多所抵牾,概括其要点,则为四级(或五级)庙数和毁庙规则。考察《左传》,可知春秋庙制的特点是:庙数分为二级,天子、诸侯是一祖一庙,大夫则诸祖共一庙;无毁庙制度。古今学者多认为春秋无毁庙的"现象"异于西周庙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当毁未毁说、合理变更说、昭穆计数说和变例说。联系周代宗法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政治需要和经济因素考察,可以判断春秋庙制是对西周庙制的继承而不是违背,周代庙制存在于适合其生长的文化沃壤中。

中岳崇拜与嵩山中岳庙庙制的历史嬗变

中岳崇拜具有不同于其它山岳崇拜的文化意蕴。嵩山中岳庙历史悠远,通过对中岳庙庙制历史嬗变的分析,可以解读不同历史时期表达中岳崇拜文化意象和特征的建筑与空间构成形态。作为可贵的文化遗产,中岳崇拜文化意象的传承主要以庙会的形式展开,由其衍生出的民俗行为也展现出多样的形态,成为中华民族世代演替、生生不息的生命动力。

临汾尧庙庙制沿革考略

临汾尧庙庙制沿革考略张藕莲尧庙又称古帝尧庙宫，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南四公里处。传说陶尧建都于此，有功于民，后人为纪念这位：“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的尧王所建。关于尧庙的创建年代，据《大元勒赐重建元帝庙碑铭并序》称：秦汉以前，史籍没有建庙祭祀尧的记载。魏...

庙号之争与制度渊源--魏晋南北朝两种庙制传统在隋朝的碰撞

魏晋南北朝存在两种庙制传统。"曹魏-北朝传统"的特点是庙号太祖、合食太祖二位一体,以"太祖"为核心,尊重经义;"两晋-南朝传统"的特点是虚尊太祖、实尊高祖,以"高祖"为核心,尊重现实。两种庙制传统到隋朝而碰撞,使隋朝庙制陷入结构性的困境之中。炀帝即位以来,共有三种解决方案,分别是褚亮方案、炀帝方案、杨侗方案。三种方案都没有完美解决隋朝庙制的危机,但最隐晦不彰的杨侗方案反而与唐朝庙制发展路径暗合。

“集群式”与“同构性”:先秦时期的宗庙格局及其礼制思想

借助对古典文献与考古材料的深入挖掘,尝试厘清先秦时期的宗庙格局与制度:夏代宫室(宗庙)建筑呈现廊院围合单体的院落式;商代宗庙呈数个院落的群组式;周代则是按庙制等级昭穆秩序数庙并置的集群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先秦时期宗庙形制的集群式与同构性特征,包括庙、庙寝与宫室(居寝)建筑空间的同构性,集群式宗庙内各独立庙院的同构性,以及从“士一庙”到“天子七庙”所反映的宗庙制度与社会制度系统的同构性等。进而揭示先秦宗庙建筑遗址与经史典籍文献二者之间的平行信息与持续性关联,认为“集群式”“同构性”的宗庙形制体现了先秦时期基于数理逻辑的等级观念,彰显了“以礼联宗家天下”的庙制思想。

西周春秋周王级庙制研究

从西周春秋时期的古文献、金文资料以及考古发掘的天子诸侯宗庙遗址来看,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代代更替的近亲三庙是父考庙、祖父庙、曾祖父庙。周天子实行七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之上加上周文武王“周庙”以及高祖上帝、后稷庙。

试析五代的宗庙制度

宗庙制度是礼制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相关理论、历代沿革、庙制改革的政治和社会原因,特别是部分学者从宗庙制度的角度探讨统治合法性、皇权扩张,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的宗庙制度中区别于汉族政权的民族性问题^([1]),刘惠琴曾谈及北朝前期的庙制与其固有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生活习惯相关^([2]),赵永磊也有类似观点,但他更关注北魏利用宗庙制度塑造其正统性的一面,即在南北朝正朔相争的背景下,北魏道武帝在开国之初便设立包括太庙在内的国家祭祀制度“彰显出对华夏正统的追求”^([3])。上述观点对本文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西周春秋诸侯宗庙制度研究

有关西周春秋时期的宗庙制度,战国秦汉文献均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或二庙,但关于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所涵内容却众说纷纭。今以西周春秋时期的古文献、金文资料以及考古发掘的天子诸侯宗庙遗址,可知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卿大夫代代更替的近亲三庙是父考庙、祖父庙、曾祖父庙,这是古注疏皆未言及的卿大夫之上世世屡迁的三庙制,其有古文献、西周金文、考古资料以及宗法制度方面的坚实证据。诸侯或周王朝公卿重臣有同姓和异姓之别,同姓诸侯或公卿五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的基础上加上某位所自出的先祖周王以及始封祖;异姓诸侯或公卿则是始封君及继位的世宗。由此组成的五庙制,虽庙数与战国文献记述相同,但内容完全不同。

西周春秋周王级庙制研究

从西周春秋时期的古文献、金文资料以及考古发掘的天子诸侯宗庙遗址来看,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代代更替的近亲三庙是父考庙、祖父庙、曾祖父庙。周天子实行七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之上加上周文武王“周庙”以及高祖上帝、后稷庙。西周春秋时期鲁国经周王朝特许,实行七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加上太庙周公庙、世祖伯禽庙以及郊祭上帝、后稷等四庙。云塘、齐镇西周建筑遗址应是西周后期修建起来的西周两座王室宗庙群,齐镇宗庙群是西周王室近亲曾祖父、祖父、父考三座宗庙,云塘宗庙群可能是王室重臣一座近亲三庙,这为周代近亲三庙制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西周春秋周王级庙制

王晖在《史学月刊》2022年第12期撰文指出,通过《仪礼·丧服》所见周代服丧制度、考古资料所见西周春秋时秦国宗庙遗址,特别是西周金文和古文献,可见具体而实际存在的周王室、“准王级”宗庙制度。1.西周春秋时周天子以及“准王级”诸侯鲁等国,近亲组织和宗庙是父考庙、祖父庙、曾祖父庙三庙制,而不是礼书上所说的“二昭二穆”的四庙制或“三昭三穆”的六庙制。

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东汉初期 ,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 ,宗庙之制有所变革 ,表现为 :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 ;除殇、冲、质、灵四帝外 ,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 ,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 ,在蔡邕建议下 ,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金朝皇家宗庙制度考论

关于金朝的具体庙制,史乏详载。经笔者考证,金基本实行"七世之庙"制度,在特殊情况下,庙室经历了一个变易的过程,出现"八世十二室"等局面。金朝太庙属"同堂异室"①之制。

亲亲尊尊之间的断崖——由韦刘庙议重估西汉经学政制

汉代制度对汉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汉制的研究,以往学者多注目于法律的儒家化,而忽视了西汉儒者以礼更法的努力。今古文礼学的实质性区别不在经书本身,也不是儒生争名夺利,而是以何种天子礼奠定国家之政体。其要即在于天子是否超绝于万民之上。由韦玄成与刘歆庙议可见,西汉今文儒生仅受士礼熏陶,习于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但是在今文儒生真正构建经国大典时,只能局促于亲亲之爱,无法跨过亲亲与尊尊之间的断崖,义而能断,构建足以为经国大典之天子礼。于是古文经学乘隙而起,由攻驳今文经学之天子礼入手,提出并逐步完善自身的天子礼。这实质上是向秦制靠拢的过程,背弃了汉儒过秦的初衷。儒学究竟应如何构建经国大典,甚至儒学是否有能力建构经国大典,成为千年梦魇。

曲阜孔庙建制考述

曲阜孔庙建制考述曲英杰孔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景观。孔子去世后，孔庙首先出现于其故里鲁城（今山东曲阜），汉魏以后历代京都相沿立庙，唐宋以后又遍布全国州县。这其中，以曲阜之地孔庙历时最久，建制最为完备。唯与今相隔较远，其发展演变过程已不甚明了。经梳理有...

明嘉靖时期的宗庙祭祀改革与庙制变革的相关性——以特享、祫、禘为中心

正德十六年(1523)三月,明武宗病逝。武宗既无皇子又无同父兄弟,皇位继承者只得从皇族旁支中选择。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提出,以《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依据,以武宗'遗诏'迎立兴献王(武宗叔,正德十四年薨)之子朱厚熜入继帝位。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由于武宗与嘉靖是堂兄弟,不符合《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嫡子原则,所以杨廷和等大臣要求嘉靖先继嗣,后继统。但嘉靖坚持只继统,不继嗣,'大礼议'由此开始。

论“昭穆之常”及与宗法庙制的关系

昭穆之制历来被看作是我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历来研究晤穆者皆囿于宗法制度特别是庙制的考察,而不知宗法制度本有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昭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在宗法制度的形成中,它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形式并被加以改造,所以,研究“昭穆”的本义及其制度的演变,对于了解宗法制度及其形成,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庙制仿西湖 云楣天藻敷 乾隆皇帝与花神庙

花朝节时,人们要祭祀花神,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民间盛行修建花神庙供奉花神。清朝最富盛名的花神庙便是西湖的湖山神庙。乾隆皇帝以此为原型,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仿建了两处供祀花神的庙宇,题名为「汇万总春之庙」。这反映出他对民间传统文化信仰的吸纳、效仿和弘扬,而且还演绎出一段传奇曲折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