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庙堂设计

明代地方公共典礼不同于庙堂典礼和庶民礼仪,是指在各府州县乡、都司卫所等地方的公共领域内公开举行的,由地方政府官员主导、官民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地方公共典礼以仪式展演的方式表达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关注,于润物无声中指向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明代的官方礼书、典制类史籍,以及大量官箴书中关于地方公共典礼的集中记载,展现了庙堂设计视角下公共典礼的形成及其内容。具体来讲主要包含3类:一类是官署公式,包括新官到任典礼、朝廷遣使各处开读诏敕典礼、进春鞭春仪、庆典朝贺仪与进表笺仪、日月食救护仪;一类是崇教化类礼仪,包括庙学释奠、释菜与行香礼,以及乡饮酒礼、乡射礼;一类是公共祀典,主要指各级各类坛庙祭祀。这些典礼仪式举行于开放的公共空间,以地方公共事务为内容,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公共权力,推进了地方公共礼仪文化的形成。对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研究,是理解明代地方社会礼仪秩序建构的重要内容。

探析虞世南的书法修为——以《笔髓论》和《孔子庙堂碑》为例

虞世南是“初唐四大家”之一,其书风温润如君子,端庄素雅,是初唐学习、继承和发展“二王”笔法的著名书法家之一。他的《孔子庙堂碑》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书法作品,其书法著作《笔髓论》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他对于书法艺术的理解。就其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所表达的主要思想进行探究,同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

论道庙堂:《康熙几暇格物编》中的动物释读

《康熙几暇格物编》是康熙皇帝在政事余暇,与他人讨论科学问题的读书札记,是他学习、研究和考察自然现象、文化问题所写的读书心得。全书由六大部分组成。所记每事皆按条目编写,每条都有标题,每一条目皆由题目和内容构成,或长或短,类似后来辞书中的辞条或年鉴中专门论述一个问题的条目。书中有不少是康熙长期出师行猎巡视各地,以及关于物产资料、山川动物、江河鱼类、草木药材、风云雷电、潮汐地震、语音方言、风俗习惯等的考察记录。札记中涉及的动物特别引人注目。本文拟以该书中的动物札记为切入点,尝试分析虎踞宫廷之中的意见领袖康熙皇帝,是如何释读自己所认识的动物,进而将庙堂有关博物学的认识,提升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特点。

忧乐于庙堂与江湖之间——宦海沉浮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进士及第,时年二十七岁,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对一般读书人而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但对有远大理想的范仲淹而言,他.做官的目的绝不是这些。从此,北宋政坛逐渐成长起来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位土林领袖。

论“庙堂教育学”与“民间教育学”的整合

"庙堂教育学"与"民间教育学"是两种具有根本区别的教育学知识,同时也是有着内在关联性的两种教育学知识。高校与基础教育的双向联动为"庙堂教育学"和"民间教育学"的有效的互动和整合创造了条件,进而促使教师个人教育哲学不断地被改造和重构,推动教师实现自我的专业成长。

清初庙堂文人诗学意识形态之建构——以施闰章、魏裔介、冯溥为中心

以施闰章、魏裔介、冯溥为代表的清初庙堂文人,对诗坛进行整饬和规范:通过批判晚明诗风,重申诗歌的教化功用,向儒家诗教回归;通过反思清初诗风,倡导正风正雅;以"雅正"诗学为主导,对前代成果兼收并蓄,肯定唐诗正统,有限度地承认宋诗和明诗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清王朝的诗学意识形态。他们所构建的诗学规范,契合了清政权重构政治意识形态的需求。

明清庙堂政治的差异

明清易代是中国帝制时代后期历史中一个重要节点,其间有前后承袭,也有转变。从庙堂政治差异角度考察,突出表现包括清代的皇权强化、贵族政治回潮、后妃干政复活、士大夫政治退化,以及宦官政治止息。这些差异,相互牵连,具有结构性变动的含义,且都与清朝的满洲贵族政治主导地位有关。从中国社会发展与世界大势关联角度看,这种变化虽一度增强政府行政效率,也为晚清弊败局面留下远因。

清初河朔庙堂诗人群体诗学思想述略

清初河朔地区的庙堂诗人,政治立场相同,宗法程朱的学术倾向亦较为接近,文字交往频繁,并且互相称誉品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域意识。他们论诗以颂美上政为旨归,大力扬扢雅颂之音,崇尚温柔敦厚,顺应了新朝文治的现实需要,也促进了"文治"的进一步繁荣。在清初唐宋诗之争方兴未艾的背景下,他们固守唐诗的典范地位,对宋诗不无指摘;既认肯明代七子的成就,又破除其狭隘的视野,扩大师法范围,进而倡扬以"性情"为根柢,力求自出机杼。河朔庙堂诗人群体在诗坛的号召力,并不亚于同时同地的遗民诗人,影响了清初诗学思想发展的趋向。

从市井到庙堂:宋江形象生成的历史解读

《水浒传》作为“累积型”长篇历史小说在其成书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历史事实、市井传说、文人参与。它所反映的社会思想虽然以正统儒家思想为主体，但这是文人参与创作之后所规范的，其故事本身仍保留有各个时代的文化痕迹。研究宋江这一人物形象的生成，应将他放在《水浒传》成书的过程中，分析其由市井英雄升华为庙堂烈士的历程。宋江是世俗之义与忠义思想融合的典型形象。

变雅:庙堂雅乐的生命张力

传统雅乐包括诗、乐、舞等,其核心是以郊庙歌辞为中心的庙堂文学,与古代帝王祭祀天地鬼神的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变雅"本属于《诗经》学史上与"正雅"相对的重要术语,是正统雅乐的自我更新机制,在庙堂文学创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为郑声入雅、清乐入雅、胡音入雅以及三教入雅。郑声入雅体现为民间俗乐进入雅乐表演体系,时间为春秋战国至汉代;清乐入雅时间为汉魏南朝;胡音入雅则从汉代开始,经历北朝,迄于唐代而臻于大盛;正因为吸收了民间俗乐、胡部音乐及道曲、佛曲等音乐文学的要素,促使庙堂雅乐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发生了诸多新变。三教入雅指东汉以来儒、道、释三教对庙堂雅乐的深刻影响。而历代帝王频繁的宗教活动,也是"变雅"经常发生的原因,凡此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庙堂雅乐本身的生命张力。

“民间”与“庙堂”的审美象征——论《檀香刑》孙眉娘、钱夫人的审美意义

小说《檀香刑》通过孙眉娘、钱夫人两个女性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揭示了关于"民间"与"庙堂"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审美取向。这不仅构成了莫言小说《檀香刑》内在隐形结构,表达了作家的民间写作立场,而且也开拓了具有审美象征意义的"民间"文化空间。

钱载与雍、乾庙堂诗人交游考

钱载与雍正、乾隆庙堂诗人有着广泛的交往。"秀水派"虽属广义的浙派,但已经发生新变。钱载诗歌的翰苑气、馆阁气与厉鹗等人的野逸情趣形成了差别。这种王朝"文治"所倡导的风格,成因之一则是钱载之深涉庙堂诗坛,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他也成为弄潮者。

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整合——以赣南长布村庙堂为例

赣南民间信仰形态多样,内涵丰厚,以村庄庙堂为中心的民间信仰,通过理事会成员的平等推选以及各项宗教活动的共同参与,使得乡土社会得以整合,乡土社会也为民间信仰的存续提供了基础。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民间信仰开始式微,乡土社会也在调适中变迁,两者都将面临一场重大的考验。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互构共生,两者的发展与衰败将是一体的过程。

“江湖”与“庙堂”:湖湘文化的历史吊诡

湖湘文化对湖南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透过二千多年来湖湘文化的发展嬗变,不难发现,湖湘文化有着一种江湖文化的特质,近代以前,湖湘文化的发展得益于流寓湖南的一批文人;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每一次发展都与中国社会大变革有关。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初,湖湘文化发展曾经辉煌一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经过毛泽东时期的一起一落之后,离开了庙堂的湖湘文化应如何发展下去便成为一大课题。

“宫室本位”还是“庙堂本位”

文章对伊东忠太提出的中国传统建筑是以合院式住宅为原型的"宫室本位"说提出批评,并通过对早期建筑遗址形态系统地梳理,认为合院式住宅是在居住建筑中采用祭祀、礼仪建筑格局的结果,做出了中国传统建筑是"庙堂本位"的结论。并指出中国传统合院式住宅的流布在空间上经历了一个由中原到边缘,由政治文化据点到广大乡野的过程;在社会使用阶级上则经历了一个由上层社会到普通百姓,由富人到穷人的过程。

民间与庙堂的融合与疏离--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民间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最具民间意识的赵树理的创作与解放区规范的庙堂文学是一种既融合又疏离的关系。具体而言,在文学形式表层上,赵树理采用的民间文学形式很好地融合于解放区提倡的文学民族形式,但在思想精神深层面上,赵树理以表现人性启蒙思想的文学与功利主义的解放区文学又是疏离断裂的。从民间角度来重新审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更加全面把握两者关系的本质,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做出如实的纠偏。

末世沉浮:一个庙堂知识分子的生存解析——论《檀香刑》中的人物钱丁

《檀香刑》是一部在当代文坛引起很大争议的小说 ,诸多评论家有过见仁见智的各种阐释。本文只选择钱丁这个人物为观照对象 ,探究他因角色冲突带来的两难生存处境 ,审视他延宕生存选择的自欺策略 ,解析严酷的刑术政治环境下 ,他无从逃避的生存悲剧。同时希望藉此达成对庙堂知识分子这一文化类群整体的生存反思。

元上都扈从诗人庙堂意识浅说

元代扈从诗人大多数具有庙堂大臣的身份,他们的作品在朝代之初的上升时期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渴望建功立业;在社会鼎盛时期充满着乐观色彩,热情讴歌赞美时代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身处末世,则为时代而哀伤,作品感慨系之。这些内容特点都是这类诗人庙堂意识的具体体现,也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

江湖"与"庙堂"的融合、渗透与排斥——《水浒传》研究之二

《水浒传》通过造反与招安两种观念的对立和冲突,展现了"江湖"文化与"庙堂"文化的融合、渗透与排斥。从这种文化视角阐释梁山水泊的内部冲突,对深入理解《水浒传》将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