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鸿沟治理的政策主题、府际关系及扩散变迁--基于2006-2022年国家层面政策文件的计量分析

[目的/意义]本文旨在揭示我国数字鸿沟治理的政策主题、府际关系、政策扩散及其变迁。[方法/过程]以国家层面政策文件为样本,通过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建模、社会网络分析等计量方法,辅之以桑基图等可视化手段,分析并呈现了我国数字鸿沟治理政策的阶段性特征及演化规律。[结果/结论]研究表明:我国数字鸿沟治理经历了3个阶段,演进过程符合数字社会发展过程中数字鸿沟问题凸显程度的变化逻辑;消除城乡数字鸿沟是一个连贯性主题,而新兴主题则呼应了COVID-19疫情情景下的社会需求;府际关系呈“松散”到“中心-边缘”再到“多核心”的演变逻辑;政策扩散强度由弱到强,当前核心政策紧密关注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议题。未来,应重新审视数字鸿沟的动态性转变,在数字化进程中重点关注与解决边缘人群数字化发展难题。

暗访督查如何运行:一个纵向府际信息互动的分析视角

作为常态化的信息监督方式,暗访督查如今被广泛应用于纵向府际治理中。从纵向府际信息互动的视角看,暗访督查的启动原因在于缓解纵向府际“督查—迎检”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适用的信息场域体现出下级治理信息的模糊度较高、上级获取治理信息的需求强烈与各类信息工具的种类多元等特征。暗访督查的运行流程体现为机制运行前对督查信号的模糊化处理、机制运行中对各类信息获取方式的应用以及机制运行后对政策纠偏信息的反馈。目前督查实践中频繁出现的“暗访失灵”现象则根源于下级政府信息反监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无论是非正式信息网络的运作,还是上级在场域内信息采集过程中遭遇的阻碍,均会影响暗访督查的实际运行效能。走出“暗访失灵”困境的突破口也正在于此。

财政政策视角下环境治理事权的府际配置研究

尽管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财权和环境治理事权的不匹配,造成各地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异质性,仍然存在较大改进空间。文章从财权事权匹配视角分析当前我国环境治理事权府际配置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府际事权配置与财权不匹配、“晋升锦标赛”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激励偏差等;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财政分权背景,给出环境治理事权的横向配置、纵向配置和跨区域配置的思路,并从财政政策角度提出建议,弥补现有财政分权的不足,实现对环境治理的有效激励,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

府际邻避冲突的生成逻辑及化解策略

府际邻避冲突作为邻避冲突新形式,是指上下级、同级地方政府因不想让跨域邻避设施建在辖区内或辖区周边而引发的冲突现象。府际邻避冲突是地方政府受到邻避情结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的产物,也是地方邻避机会主义驱动的结果,还与问责制度强化倒逼责任规避有关。要实现府际邻避冲突的有效化解,须转变地方属地思维,培育协同共治能力;完善利益补偿机制,促进区域利益融合;优化追责问责机制,鼓励地方干事创业。

条块关系:理解中国府际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

条块结构是我国政府组织体系的基本构成,条块关系是对中国府际关系的形象化、概念化和学理化表达,是当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条块关系的演变发展与国家体制的建构及其改革同频共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条块关系必将继续成为政府改革和公共治理的重要议题,清晰界定条块关系的内涵,系统梳理条块关系的主要争论,深化对条块关系的规律性认识,重要且迫切。从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视角解读中国特色条块关系,既要基于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政府改革实践的历史与现实,也要上升到公共管理研究的普遍性理论关怀。条块关系或将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和研究贡献于公共管理普遍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

府际财政应急援助的嵌入式协同治理机制构建

对口支援作为中国特色的府际财政应急援助机制,是突发事件下府际财政协同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然而,“动员式协同”的府际财政应急援助实践在权责划分以及利益激励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纳入法治化轨道。嵌入理论为府际财政应急援助提供了更优的模式选择,“嵌入式协同”的府际财政应急援助治理模式在组织形态、制度基础和动力因素方面有其优势,有利于实现纵向上政府由“主导”到“引导”的转型,横向上政府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构建应急财政权力的新型配置格局。应当基于“结构嵌入(纵向引导与横向协作的有机结合)—规则嵌入(法律体系与互助协议的联合规制)—动力嵌入(权责划分与利益补偿的有效衔接)”的框架构建其相应机制。

长三角区域水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影响因素研究

长三角地区水环境治理情势复杂,地方政府是水环境治理的主要力量,地方政府水环境治理能否达成协同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地方政府协同是长三角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文章通过设计水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进行案例分析,同时将根因分析法引入问题研究,用亲和图、鱼骨图、帕累托分析图等工具,探析水环境府际协同治理主要影响因素,并根据因素数量占比进行次序排列。研究发现,合作治理机制、制度设计、社会参与等是影响水环境府际协同治理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构建合作治理机制、完善协同制度、鼓励企业与社会公众参与治理、法律协同、技术协同。研究结果可丰富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视角,为地方政府水环境治理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博弈视角下京津冀府际合作困境分析与机制优化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京津冀作为三大增长极之一,肩负着增强我国整体竞争力及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等重要使命。近年来,京津冀府际间在协同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取得显著合作成效,其长效化协同机制也在不断探索,但依然存在藩篱,其本质体现在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因此,基于博弈论方法构建横向的地方政府间以及纵向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博弈模型,以剖析京津冀府际合作的博弈关系及其行为,结合发展现状探究京津冀府际合作困境及阻力,最终以优化京津冀府际合作动力、互信、协调、监督与反馈机制推动区域协同一体化稳定及长效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府际协同的影响——以甘肃省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战略核心地位,全面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然而,府际协同、信息共享、激励机制等问题限制环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本研究深入探讨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机制问题上的实际作用,通过实证分析揭示督察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优化激励、强化问责的方式,从而改善政府和企业行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我国乡村政策的府际合作关系演进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的分析

乡村发展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围绕乡村发展的顶层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国家主管部门与中央层面其他部门之间的横向合作进一步加强。为深入研究我国乡村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中央府际合作关系,文章利用2004—2021年间中央层面各部门联合发布的743份乡村政策文件,并以2003年以来四次国务院大规模机构改革为时间节点,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中央府际合作网络特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乡村政策领域中央府际合作频次不断增多,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的复杂度与紧密度不断提升,并且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达到高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逐渐形成稳定的“黄金三角”合作关系。此外,部门责任与部门利益均处于高水平的协作型府际合作关系,可以促使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日渐紧密且稳定化,能够更好地为我国乡村振兴事业保驾护航。

论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应急物资保障之府际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呈现“跨域性”特征,所带来的“负外部性”亟待通过构建府际协同机制来解决。分析L市地方政府应对该危机时的表现,从纵向与横向研析该危机防控下府际协同治理的实践,发现地方政府面临应急物资保障的困境,提出当以府际协同治理为依托来保障应急物资之可及的现实路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中的府际合作研究

在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各地方政府开始逐步开展府际创新合作以便加快提升区域内整体创新能力。本文在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府际创新合作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借鉴长三角地区府际创新合作的优秀经验,从而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中的府际合作提供优化路径,从而促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这一目标的落地。

行政区交界地区趋利型府际协作何以可能?——基于交界地带产业协同发展案例的过程追踪

通过横向府际协作解决跨域公共事务已经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的热点。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在省、市场域下通过协作助推共同发展的治理议题,对微观情境下趋利型府际协作的特征和效用探讨较少。本文在回顾交界地区竞合关系和事实型府际协作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分析框架探讨趋利型府际协作的发生逻辑。本文选取了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框架下彭什川芎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跨域趋利型府际协作案例,对协作过程进行了深描和回顾。微观情境下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运作过程呈现嵌套推进而非单一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协作历史和现有制度形塑的协作愿景受到了议题领域属性的制约,经由政策学习与政治势能嵌入的纵向赋权和协作机制创新的横向增能,最终将实现协作绩效的持续产出和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良性运转。本文通过对行政区交界地区横向府际协作案例的回顾,对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运作过程进行了检视,探讨了微观情境下行政区交界地区府际协作的可行路径。

智慧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协同供给的府际关系研究

以104份政策文本为实证依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我国智慧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协同供给的府际关系进行研究,旨在为加快智慧社区建设与推动全民健身智慧化转型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协同供给关系呈现以中央政府为核心,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体育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为传导基站的“倒T型”府际关系网络,辐射带动同级和下级部门进行智慧化公共体育服务协同供给,但整体网络密度较低,部门间协同供给关系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2)从纵向关系看,网络密度逐级递减,平均度数由高到低依次为中央、市级、省级、区级,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贯穿性不强,呈现自上而下的松散型网络结构特征。3)从横向关系看,四级关系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化结构特征且存在较大的层级差异,中央联系较为紧密,地方联系相对松散。据此本文提出促进我国智慧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协同供给的建议。

行政任务视角下的府际关系法治化:以对口支援为例

对口支援涉及中央政府、支援方政府、受援地政府三方主体,是我国大国治理中旨在缓解“规模问题”引发的“规模焦虑”的一项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种重要政府活动。在政治动员机制、行政发包机制、政治锦标赛机制、馈赠机制等内部管理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对口支援已经在实践中呈现出显著的成效。然而,支援方政府在承担多元行政任务的背景下,向受援地的援助中享有决策裁量权,在行使其塑造自由中可能出现瑕疵。有必要从府际关系法治化的角度,对支援方政府的裁量权加以导控,进而实现对口支援制度的良性发展。

基础教育教师资源配置路径优化研究——基于府际关系的视角

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教师资源的配置不断优化,但仍面临职能部门权责不清制约着教师资源的补充和优化、职能部门缺乏统筹管理导致教师资源浪费、“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影响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等问题。府际关系是一种分析教师资源配置的视角,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教师资源配置的纵向府际和横向府际运作过程及问题产生的原因,明晰教师资源配置的权责划分的争议与冲突,进而提升政府行政效能,促进教师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均衡。

成本—收益视角下府际生态治理合作的类型与机制——以长三角示范区为例

日益严重的跨界生态问题已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改革属地治理模式、加强府际合作,是推动区域生态治理的必然选择。利益是驱动地方政府参与生态合作治理的关键,作为理性决策者,地方政府的合作动力来源于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预期。基于成本—收益视角,将区域生态治理的府际合作类型划分为损失盈利型、比较利益型、共创共享型三种,并剖析了这三种合作类型的成本—收益特征。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的水污染治理、生态工程建设、生态文化旅游圈打造为例,从驱动力、利益协商两方面分析了区域生态治理中不同府际合作类型的合作机制:损失盈利型以中央政府调控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补偿机制;比较利益型以地方政府自然生长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谈判机制;共创共享型以市场驱动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分配机制。

应然与实然的融合: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横向府际责任研究

跨区域公共危机频发使得政府间横向合作趋势愈来愈明显,横向府际责任已成为影响政府间横向合作的主要因素,因此,探索横向府际责任是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依据国内外对跨区域公共危机中政府责任的研究和我国地方政府2004—2021年签订的合作协议文本的分析,横向府际责任的应然状态为:责任主体由一方到多方,责任内容由粗略到细化,责任体系由分散到耦合,责任意识从认识到落实。而现实中,横向府际责任承担存在障碍,如利益淡化责任、责任界限模糊、责任追究困难和补偿责任欠缺。为此,应从横向府际责任实然与应然的双重性出发,强化责任理念、明确权责划分、健全责任监督机制和完善责任补偿机制,实现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横向府际责任的透明化、法定化、现代化。

基本公共服务共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府际协同与均等化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关系调整既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载体。作为分领域、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基本公共服务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呈现出中央方案示范性、事权类别狭义性、基础标准兜底性以及综合财力主导性的整体态势,经由规范性检视,仍存在划分改革单向性、省级统筹模糊性、划分依据政策性以及改革任务尚未完成等缺憾。划分改革不仅追求“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府际协同,更重要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目的,应当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省级政府的统筹调控功能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分级负责,进而从体制协同、机制协同、法规协同等角度构建制度保障、财力保障和法治保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澳门爱国主义教育治理的府际合作网络研究

澳门回归二十多年来,中国澳门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呈现持续增强趋势,这与中国澳门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治理密不可分。以2005-2021年间中国澳门特区政府各部门的新闻报导构建了爱国主义教育治理合作事项的文本数据库,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发现:府际合作网络内容呈现了由“单一”到“多样”的演变趋势,合作事项体现在治理内容、治理对象、治理载体等方面,涉及“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历史文化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多个议题;府际合作网络结构呈现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趋势,节点之间连线随时间、层级的演变联结更为密集,更多政府部门承担了爱国主义教育治理职责、强化与教育行政部门合作关系;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是该网络的核心行动者,主动发起与参与更多合作事项,以此提升爱国主义教育整体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