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联动前置:制度价值和功能定位

市场化、法治化破产离不开司法与行政的共同发力,在这一共识下,遍地开花的府院联动实践积极响应了现实需求,对提升破产审判质效、发挥破产制度功能产生了积极作用。府院联动机制根源于政策性破产的历史传统,在市场化破产过程中仍然不可或缺,可谓是我国最具特色的破产机制。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府院联动机制仍有“进化”的空间和必要。面对目前破产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观念错位和制度缺位,府院联动“前置”,为破产主体提供破产前的识别、咨询与协调服务,优化破产“入口”端,应该成为促进破产提质增效不可忽视的新路径。

府院联动:制度功能、实践探索与未来展望

《破产法》的修改一方面要契合中国司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总结出中国经验,以彰显我国在全球法律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府院联动”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需求,也是提高破产审判效率的有效途径。企业破产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法院主导、政府参与的转变。实践中府院联动停留在“应急”和“应景”的状态,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府院联动机制在市场化破产程序中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府院联动是《破产法》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应该通过对《破产法》的修改,构建常态化、规范化的府院联动制度。

府院联动处置房地产企业风险的治理实践研究——以H省S市M房地产公司为例

在近几年的地方治理实践中,产生了不少通过“府院联动”方法处置房地产企业风险的案例。本文以H省S市M房地产公司为例,展现府院联动处置房企风险的过程,结合各地实践经验,提出进一步完善府院联动机制的思路:理念层面,要树立行政和司法相互赋能的意识;机制层面,要对地方和基层府院联动予以规范,设立专门的事务性机构,提升管理人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准;监督层面,要对府院联动的运行开展全过程监督。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环境下,房企风险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府院联动机制应发展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治理工具,以助力地方政府提升处置房企风险的综合治理效果。

破产府院联动的适用困境及完善研究

府院联动机制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共同架构的实施机制,在破产衍生问题的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破产府院联动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但在常态化机制建设和具体适用方面仍有待完善。集中体现为:府院联动存在着适用范围狭窄、适用动力不足、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为助力破产工作顺利开展,应明确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方式以及运行监督,以完善府院联动机制常态化建设。

河南高院“府院联动”推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探索与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为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法治河南、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省委坚强领导、省政府有力支持下,着力通过“府院联动”机制推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取得明显成效。

行政协议纠纷实质性解决对策研究——以府院关系为视角

行政协议被行政诉讼法明确纳入受案范围后,案件数量骤增、特点鲜明、问题复杂。司法审判实践存在府院关系格局单一、行政协议纠纷复杂多样化的问题。应当完善府院“监督”“支持”“合作”的格局,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实质性解决行政协议纠纷的多元化格局,法院对政府行使行政优益权的监督,法院尊重行政协议的契约性支持政府,府院合作促进采取补救措施判决的可操作性。

府院合作下医院托管模式的实践与体会

为加快推进“卫生强县”和实现“大病不出县”的目标,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与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政府达成合作共识,于2020年8月托管遂溪县第二人民医院、遂溪县人民医院。托管采取管办分离、一体化垂直管理、专科延伸、人才协同培养等创新做法,经过两年多的实践,遂溪县第二人民医院、遂溪县人民医院在管理理念、医疗技术、专科发展、人才建设、服务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托管工作初见成效。

新时代破产案件府院联动机制的应用

自《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对企业破业程序的规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社会公众仍然不了解企业破产制度,甚至部分企业及政府对破产制度也不理解。作为专门从事破产行业的律师,管理着“病痛缠身”的破产企业。职工一方面担心无工作可干,另一方面担心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不到位;承租户收入锐减,要求免掉租金;投资人缩减资金不再为重整企业投资诸多破产企业面临问题往往复杂而尖锐。管理人在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功能上升,稳定民生的作用凸显。应对突发矛盾,有效推进重整工作,急需要府院联动:政府宏观政策指引、总揽全局,法院严格依法办案、监督管理人履职,管理人研读政府的各类政策、履行法定职责。探索政府与法院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合作机制,积极总结经验并推广执行,是我们作为破产管理人的责任和义务。

非常状态下的决断--民初府院之争的新解读

民初府院之争,表面上看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角斗,实则是因《临时约法》在政体层面规划的重大缺陷所致。在宪政民主实践的操作过程中,畸形的二元体制结构造成总统、总理权责不清;总统既不能解散国会,亦无紧急命令决断权,国家元首黎元洪在危机时刻没有任何的合法资源可资利用。借鉴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非常状态下的决断理论审视整个事件,可以看出灵活的决断策略、决断时机的把握,无不考验着执政者的魄力、经验和智识,而这些要素正是当时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所匮缺的。

司法预算中的府院关系:模式评估与路径选择

通过考察比较法上可观察的事实,可以从行政-司法两部门互动的制度实践中提炼出司法预算过程中限制行政部门预算权力的两种模式。实体限权模式直接从预算资金入手保障司法部门获得必要的预算资源;而程序限权模式则试图通过对预算过程的制度性控制间接影响预算资金的分配结果。不同模式各有优劣,不宜预先假定某一模式具有超越语境的优越性。针对当前行政部门主导司法预算之不足,中国应当适度限制行政部门的预算权力,通过引入行政管道模型改造既有的司法预算过程,同时改良周边配套制度,给予司法部门更多的自主空间。但改革应当渐进为之。

破产管理人对府院协调机制的弥合作用

回顾我国两部破产法的立法与实施,从行政介入的角度看,大致经历了1986年破产法下行政主导的政策性破产和2006年现行破产法下府院协调两个阶段。企业破产所衍生的社会问题属于政府应提供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因此府院协调成为现阶段办理破产的客观需要和基本经验。由于府院协调机制由破产实践"倒逼"产生,未在国家法律层面对破产配套制度作出设计,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固有特质不同,府院协调机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存在问题。企业破产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又离不开政府的公共服务,故而办理破产需要引入经济法思维,破产管理人作为中介组织,是联结国家与市场的重要力量,对府院协调机制起着重要的弥合作用。

房地产企业破产重整“府院联动”机制研究

2006年《企业破产法》颁布,由于《企业破产法》的不完善,以至于企业破产程序开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事务远远超出了司法机关解决能力的范畴。当下,企业破产问题不能即时依赖于制度改变,此时便需政府介入,利用行政约束力及影响力,在实践中进行创新,解决破产事务中的各项新生问题。在此背景下,“府院联动”由此产生。这一现行机制对解决房地产企业的破产问题尤为重要,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探讨。

北洋时期府院之争的制度与人情的纠葛

北洋时期的"府院"之争,是指以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与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根源在于体制设计时的先天缺陷:总统、总理、国会的职责、权限不明晰。而段祺瑞、黎元洪由于资历、气度、性格、处世的原因,加之各自身边智囊特别是徐树铮、孙洪伊的推波助澜,使府院之争更加激烈。而最终以徐、孙二人的双双去职而告一段落。建立民国时设计的三权分立原则遭到破坏。

府院合作模式下区域三级公立医院托管实践

总结宿迁市人民政府与江苏省人民医院开展府院合作,托管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创新实践与经验。合作8年来,双方创新推行管办分开、同质化管理、组团式支援、双科主任制度等举措,从管理、技术和人才等方面深入帮扶,推动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全方位快速发展,成功创成三甲综合医院,为医联体建设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制衡中的冲突——“府院之争”中的国会运作

虽然以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冲突为代表的"府院之争"是袁世凯故亡后北京政治的典型特征,但是在承认既有权势的基础上,并不妨碍对影响政治发展的其他因素的考察。通过对"府院之争"中的国会(侧重在野势力)运作及其角色的初步考察,增进对这一时期政治变化的认知。

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的嬗变逻辑与进化路径

在我国破产法市场化、法治化的实施进程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逐步由单权主导泛化为两权联动。府院联动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由司法主导、行政联动,且贯穿整个破产处置过程的社会治理活动,具有事前预防、事中支持与事后解决的功能。府院联动机制的市场化转型应遵循终局、治理、联动三种思维,通过设立专门破产事务管理机构,明确联动主体的介入边界与法律责任,实现府院联动机制的有效衔接,进而完善破产法律实施的配套制度。

府院互动新机制: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的治理功能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问题,既是贯穿行政诉讼活动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观察行政诉讼制度革新走向的视窗。随着司法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隆,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作为一项凝结中国智慧的特色制度形式,发挥着超越个案的诉源治理与权力交往的沟通理性功能。该制度运行的实践显示,其面临着运动式推进造成行政审判白皮书发布热与独白式运作蕴涵回馈乏力与实践隐忧。该制度的变革路径在于激活其所蕴涵的沟通理性与治理功能,坚守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原初目的,引入合作司法模式,开启司法权与行政权交流的新机制,实现司法能力与治理能力共同提升,达致府院良性互动的共治目标。

襄阳市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的探索与完善

襄阳市两级法院在企业破产处置工作中借助府院联动机制,对于提高企业破产审判质效、保障破产程序顺利进行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襄阳市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主要依托个案协调,机制还不十分健全且还未能有效落地,与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也与襄阳市企业破产处置工作的实际需求不相适应。对标温州市等府院联动机制建设先进地区,襄阳市应当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纵深推动府院联动,积极构建法院与政府各部门“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协调配合、协同处置”制度化、常态化的联动工作机制。同时,支持襄阳法院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也应当作为推进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的重要内容。府院联动机制是我国破产处置工作的制度性安排,建议在将来的破产法修改中将这一机制制度化、规范化。

论巴基斯坦府院关系的变迁与发展(1988～2015年)

巴基斯坦总统府和以总理为首的内阁在1988~2015年间的互动关系——表面上看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宪法框架下的府院关系之争,实际上则是巴基斯坦特殊的文武关系的外在体现,亦即巴基斯坦军方和文职民选政府的关系。1988年齐亚·哈克将军遇难身故之后,巴基斯坦迎来了第二次民主发展进程。不断变迁的府院关系,实际上体现的是脆弱的政党政治和强势的军人干政,这仍是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最大特点——脆弱的政党政治,有赖于特有的家族政治来维系;强势的军人干政,则仍然是巴基斯坦军方最大的政治惯性和冲动。

我国破产服务局的设置与运转——以府院联动机制机构化为切入点

破产法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行政机关的有效协助,建议促进破产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完善的同时,设立破产服务局作为顶层设计未完备时的阶段性战略,将府院联动机制机构化作为常态化的一种运作形式。破产服务局的职能之一,是以行政司法协调职能作为推进府院联动机制常态化的重要抓手,在案中案外保障破产法律的有效实施,健全市场主体救治与退出机制。此外,破产服务局的编制与考核应当结合破产服务局的运转逻辑,兼顾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与行政司法协调服务质量、效率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