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妥协——废医存药论下的民国废止中医案

在西医的冲击渗透和中医内部的负面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清末民初产生了“废医存药”思潮,主张完全改植西方医学体系。受此影响,民国初年学制改革中唯独漏列中医。虽然业界力争,却被当局以不合教育原理为由所拒绝。至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决《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为废止中医。此举激起中医药界抗争,两次集会请愿、联合工商界,并在舆论上加大攻势,迫使政府撤销先前法令。在中医药界的努力下,最终成立了国医馆并出台《中医条例》,确立了中医药的法律地位。在废与不废之间,折射出的是西医界与当局意图变革却最终双方妥协的事实和中医药内在顽强的生命力。

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缘由探析

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意图废止中医,但是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此议案最终破产。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医药赓续悠久,底蕴深厚,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信仰与依赖。无论是从患者及整个社会对医药卫生的现实需求出发,还是为广大医者及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考虑,当局不得不权衡废止中医所带来的民生问题。在政治博弈中,中医药界获得党政要人的支持,成功以权制权。西药大量输入所造成的经济漏卮也引发工商界对国家利权的考量。

中医缘何废而不止——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根源之分析

从表面上看,1929年全国反对“废止中医案”的胜利,与各界的拼力抗争有关,实际上真正左右事态发展的潜在因素很多。就传统与国情而言,数千年来,民间对中医有充分的信赖并建立了深厚的信仰。而西医数量上的有限性与几亿人口的巨大反差也令西医及政府决策者们望而却步;就民生与市场来说,中医药关涉着数百万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医的废止问题必然要改变国家医疗市场的格局;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中医存废问题的斗争也是政府权力集团之间相互较量的缩影。而中医药与国民经济之密切关系更是政府无法回避的现实;最后,中医药具有公认的价值与效验,而当时的西医根本不具有将中医排除出去的技术能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反对“废止中医案”群体1研究

近代以来废止中医的呼声愈演愈烈,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包括中医药界、政界和报业人士在内的人士形成了以保存中医为目标的群体。群体内成员各自动机不一。中医药界更多为自身存亡而奔走;报业更多视中医药为舆论热点;政界人士之动机最为复杂。在群体的合力下,"废止中医案"被撤销,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对中医理论加以革新,促进了中医的现代化发展。

“废止中医案”对中兽医发展的影响与兽医国药治疗研究所的创办

本文旨在探讨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的几次风波对中兽医发展的影响,抗战时期中兽医的再次兴起以及兽医国药治疗研究所的创办过程与成果。对民国时期兽医学术期刊、官方档案等原始文献进行分析考证,通过内容分析,探讨中医与中兽医发展的波折,兽医国药研究的兴起等。"废止中医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兽医的教育与传承,而由于战时需求,兽医国药研究开启了中兽药的研究与利用,从科学的角度探讨中兽医的作用,对中兽医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兽医国药研究开启了现代中兽医发展的新思路。

中医学发展的困境、反思与对策

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医学发展困境的历史回顾,从时代背景、医学的学科性质、科学概念等角度进行剖析,提出应正确对待有关中医科学性的质疑,不要妄自菲薄。同时要积极调整心态,正视中医学的不足与缺陷,不要妄自尊大。中医人应开阔思路,创新思维,发挥优势,扬长避短。

中医的科学性与中医存废之争

通过对百余年来中医学困境的反思与分析,一方面从中医科学性质疑产生的时代背景、科学一词的涵义以及医学科学的性质出发,提出应正确对待有关中医科学性的质疑,中医人不要妄自菲薄;另一方面,从中西方医学的比较以及在我国的现状出发,提出应调整心态,面对现实,中医人也不要妄自尊大;中医人应放开心胸,有容乃大。

1929年上海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的论战

1929年,以上海为中心,中西医之间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陆渊雷和余云岫是上海中西医界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素有废止中医思想。陆渊雷以能言善辩称誉医界,1928年陆渊雷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被称为抨击西医的重拳。而在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抗争,上海中医界挥戈上阵,群起而攻余云岫及其提案。1929年围绕中医废存问题的论战,争论的性质演变成为生存权展开的拼死搏斗,且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形成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攻击,不仅对全国范围的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丰富了近代医疗文化史的深刻内涵。

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

在西医东渐过程中,中西两种医学的相遇及其关系涉及到社会、思想、文化因素。考察历史的过程中重点关注民国时期的"废止中医案",认为当前关于中医存废的争论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中西医论争是外部因素推动的结果,而非根源于医疗实践。最终将中西医争论的问题引入到医学自身的进步上去。

关于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的历史考察和思考

西医东渐以来,传统中医受到严重挑战。一些精英知识分子质疑甚至否定中医。以1929年“废止中医案”为例,中医在民国期间甚至出现了生存难题。尽管中医界不断抗争,中央国医馆也于1930年成立,但其抗争逻辑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以西医为圭臬的社会意识以及既成的公共卫生制度。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之下,中医总是与西医成对出现,经常对应、时而诘难;西医既刺激又制约着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废存之争超乎了学理、医理、技术等层次,更与国家、社会、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纠葛在一起。

民国的上海:中医遭遇期刊

近代中医药期刊蕴含丰富的资源,亟待开垦与挖掘。随着沈著的面世,有望改变"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窘境,引发近代中医期刊研究的学术热潮。百年前的申城,让人联想到是什么?是"浪奔、浪流"的《上海滩》,亦或是"摇曳旗袍、昏黄路灯"的《花样年华》。然而此刻,正有一大批执着的中医人、办刊人用期刊乃至生命为传统医药的延续、存亡而奋争。

中医药之争由来已久

存废之争1925年,中国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因此,中西医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