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纂修的检视——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为视角

2021年《刑诉法解释》再次修订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删除“普通程序审理刑事案件”与“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优化了刑事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调整“程序性事项”和“庭后可以处理”,重置了刑事庭前会议的程序性裁决机制,使之呈现出裁量性和事后性特征。删除“争点整理”的表述,以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和是否“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的形式弱化了刑事庭前会议的争点整理机制。以“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建构庭前建议撤回起诉机制,实为刑事庭前会议本体功能的不当延伸,可能成为控审冲突新的风险点。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的偏差与校正

刑事庭前会议作为我国庭前准备程序的核心内容,其程序启动、程序参与、处理问题范围和制度效力等问题在规范上均未有严格限制或者约束,致使在实践中出现适用率不高,处理事项的范围扩大化,对法庭集中持续审理保障有限,辩方程序权利保障不足等现实问题。机制完善的理念应当是防范追求诉讼效率对庭审实质目标的僭越,保障法庭集中持续审理,以及尊重以辩方权利保障为核心的程序价值。在具体制度建构中,应赋予一定情形下启动庭前会议的必要性,限定庭前会议的处理事项,明确参与主体的范围和保障参与权行使,以及规定机制的程序效力。

刑事庭前会议规则的影响因素和建构路径--以处理证据问题为视角

证据展示、争点整理和非法证据排除等与证据问题有关事项,是刑事庭前会议的核心内容。这些事项如何处理受到各国刑事司法程序中卷宗的依赖程度、法律程序的控制模式和法庭的组成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当前采取刑事全案卷宗移送制度和职权主义的程序构造,无法给予庭前证据展示和争点整理充足的适用空间,以至于难以建立相对约束性的规则,防范庭前会议处理事项的过度扩张对庭审实质化的僭越。但大合议庭制的二元法庭组成结构,要求防范不可采的证据对人民陪审员事实认定产生污染,因此对审前证据排除规则乃至审前证据资格审查制度的建立提出了需求。为构建符合二元法庭组成结构要求的庭前会议制度,审前证据资格审查程序的重点在于实现证据排除问题与事实认定问题在诉讼阶段上和裁决主体上的分离,在具体的程序设计上应当明确案件适用类型、限制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和强化程序的实质效力等。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发展脉络与难点破解

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发展脉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夯实前提与基础阶段(1979-2011)、正式确立与初步完善阶段(2012-2014)及改革与精细化发展阶段(2015至今)。其在扫除庭审障碍、提高诉讼效率、促进程序公正、保障诉讼权利、推动庭审实质化和提高审判质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检视当下,刑事庭前会议制度运行存在着司法实践适用率偏低、非法证据排除争议较大和庭前会议庭审化风险三个突出难点。展望未来,破解难点需要完善外部保障和突破内部限制的共同发力,从客观看待适用率,明确庭前会议效力,重塑刑事证据审查结构,全面排除非法证据,科学配置诉讼资源和设立独立预审法官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庭前证据调查准备:实证考察与理论思考

庭前证据调查准备工作依托庭前会议展开,运用证据展示与梳理、争点整理等方式以便预先对庭审各个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安排。通过证据展示了解全案证据,通过梳理证据析出控辩争议焦点,从而确定法庭调查的重点,保证庭审集中、连贯进行,提高效率并保证质量,对庭审实质化改革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证据展示系证据调查准备工作的基础,控辩双方需全面、及时展示证据;证据梳理是证据调查准备的核心工作,法官重在听取意见并梳理证据,进而区分争议证据与无争议证据;争点整理则是庭前证据调查准备之落脚点,法官通过归纳案件的证据争点与事实争点,方能确定庭审中需重点审查判断的争议事项,确保庭审调查牢牢围绕案件争点、焦点问题展开。

我国庭前会议功能的完善——以2021年《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为参照

立法和司法实践达成庭前会议具有“争点归纳功能”的普遍共识,目的是实现审理的集中和高效。但因法律没有明确庭前会议的法律约束力,庭前会议“争点归纳功能”在实施中障碍重重。而2021《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新增“庭前会议与庭审衔接”一节,其中的亮点性规定,不仅缓和了庭前会议“争点归纳功能”的实施障碍,也增加了庭前会议的“规避防范功能”,使庭前会议的功能更加完善。

刑事庭前会议主持人的选择:综述与展望

庭前会议是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专门处理程序性事项的制度,通过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对于防范冤假错案、维护程序正当、实现司法正义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体现了宪法人权保障条款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自庭前会议制度确立以来,各学者对庭前会议主持人的选择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分别是庭前会议主持人与庭审法官应当分离,即法官分离,以及庭前会议主持人与庭审法官没有必要分离,即法官合一。对比分析两种观点及其理由,可以发现分歧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价值衡量与选择。鉴于我国“一元式”诉讼结构及制度背景,法官合一方是可取可行之举。未来应当在法官合一基础之上,加强审判人员队伍建设、落实被告人权利保障与赋予庭前会议决定效力,以更好发挥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与作用。

论我国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的完善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首次出现了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的初样,2015年颁布的《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列入了庭前会议的字样,至此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得以正式确立。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法院案件数量不断上升,案多人少的状况依旧持续。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作为民事审前程序的重要环节,是提高案件审判效率的重要手段。但该制度上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一定的适用问题,文章欲从其制度概述、中外制度发展、问题探究以及完善对策论述民事诉讼庭前会议。

庭前会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研究

2012年我国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将庭前会议制度以立法形式予以确立,其次在庭前会议的启动理由中新加入了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一项,该理由使得庭前会议具备了初步的证据审查功能。而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情况及效果却不尽人意。首先,庭前会议适用不到位,这将直接影响到非法证据在审前阶段的处理;其次,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申请启动难、非法证据处理效力不明确以及庭前会议主持人的地位等问题,本文将对以上问题出发并提出相关建议。

民事庭前会议:规范解读、法理分析与实证考察

2012年《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庭前会议制度,标志着具实质意义的审前准备程序已经形成。作为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庭前会议既为庭审做准备,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并承载着事实展示、争点确认、充实庭审以及促进和解与调解等多重功能。对庭前会议的实证考察表明,地方法院的积极探索为庭前会议的适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存在庭前会议内容不确定、效力不明确以及缺乏程序规范等问题。正确处理庭前会议与庭审的关系,坚持庭前会议与庭审一体化的程序设计,规范庭前会议的程序运作,明晰庭前会议中法官与当事人的作用分担,明确庭前会议的效力,有利于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功能。

庭前会议制度的实施难题与解决方案

2013年《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的《解释》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的主要内容,但尚有一些欠缺之处。在司法实践中,庭前会议应当由庭审人员主持,控辩双方同时参与。启动方式以法官主动决定为主、依申请决定为辅。解决的问题应当包括明确争点和整理证据。审判人员对于程序问题应当在会议结束后开庭前作出决定,该决定原则上具有效力。对于涉及实体的问题则不得作出任何决定,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刑事庭前准备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事庭前准备程序一直附属于正式的审判程序,为法学界及实务界所忽视。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在该阶段增加了庭前会议制度,但是庭前会议仅仅是"了解意见,听取情况",没有法律效力,故而庭前准备程序被严重虚置化。解决问题的出路短期在于由立案庭法官担任预审法官,预审法官主持庭前公诉审查和庭前会议程序,避免庭前预断,同时赋予庭前会议法律效力以及完善其证据展示、争点整理以及程序分流的功能;长期在于将控辩平等、公诉规制、司法审查等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全面地贯彻到庭前阶段中,并且改变长期以来庭前准备程序附属于庭审程序以及过于偏重惩罚犯罪的刑事司法理念。

建立我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研究

建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完备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必要举措。分析建立我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法律环境,借鉴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有益经验,笔者构建了以当事人为主体、赋予书记官指挥监督权为基本框架的我国庭前证据交换模式。

公诉案件庭前程序的省察与追问——兼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仅限于"审判为中心"的培育,也非简单地在理论上确立以审判为中心诉讼的位置,而应侧重于"以审判为中心"框架下的"诉讼制度改革",通过"诉讼制度改革"来确立"审判中心"的核心地位。对公诉案件庭前程序过度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审判为中心"的落实,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时需要对刑事诉讼法"恢复"案卷移送制度、庭前审查制度、庭前会议制度等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虑,这种考虑不仅需要对原有的制度架构深刻反省,还需要适时地进行批判性追问,以期在诉讼制度改革中"一体推进",以免架构的审判中心制度会因相关制度的侵蚀和制约而达不到改革的预期效果。

我国刑事诉讼庭前审查制度的变迁、缺陷与完善对策——与域外庭前审查程序比较之视角

刑事诉讼庭前审查程序作为公诉程序与审判程序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在现代各主要法治国家普遍存在,比如英国称之为预审程序,德国称之为中间程序。我国2012《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庭前会议制度,具备了庭前审查制度的雏形,但立法上的粗放式设计给司法实践带来一系列问题,需要在会议启动的方式、主体、处理的事项范围及法律效果等方面进行细化,才能充分发挥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和目标。

从实证到理论:论我国刑事庭前会议的听证模式

刑事庭前会议上如何处理程序性争议,我国立法规定较为模糊。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庭前会议的听证模式,庭前会议被作为一种专门的程序性争议解决程序,控辩双方可就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争议展开对抗、辩论,法官居中裁判。与我国目前立法中的程序性争议解决机制相比,听证模式下的庭前会议是一种更优的选择。庭前会议听证模式应发展成为一种专门解决"排非"等程序性争议的庭前听证程序,并以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为核心构建相关具体规则。

论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正式确立庭前会议制度。这一制度有利于法庭集中审判,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控辩双方地位平衡,保障人权;有利于庭审中实质性问题的审判,保障司法公正。但是,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现状不容乐观。完善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关键是,明确庭前会议的主持人,规定辩护律师必须参与庭前会议,明确庭前会议适用范围,明确庭前会议所做裁定的法律效力。

看准了病,下错了药的改革举措——论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改革

本文指出了当前我国庭前审查程序所存在的主要弊端。通过对国外预审程序的比较,探讨了预审的若干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提出了改革庭前审查程序的思路。

论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改革

我国庭前审查程序没有能排除预断 ,也不利于庭审的准备和辩护权的保护。庭前审查程序功能在于防止公诉权的滥用和为审判作准备 ,审查范围限于性质较重的案件 ,审查模式有职权式与对抗制。我国庭前审查范围上限于重罪、功能上能分流案件、程序上有独立性并有利于庭审进行、审查方式为混合式 。

对检察机关适用庭前会议程序问题的思考——以新修订刑事诉讼法为分析视角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已近一年,其中,作为一项新制度,第182条第2款规定的刑事庭审庭前会议程序,在司法实践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渐渐体现出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但同时也凸显出一些问题。以检察机关的视野为出发点,通过对庭前会议程序适用的司法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庭前会议程序的一些方法,以期能够对庭前会议程序的进一步科学构建及制度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