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辩制刑事庭审形式及其对我国刑事庭审制度改革的启事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我国刑事庭审形式不断提出批评意见,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上海等地的法院已着手试行抗辩制庭审形式。但是如何进行这项改革,存在着分歧意见,本文拟就此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民事诉讼中庭审形式化现象探析

民事诉讼中庭审形式化现象探析●翁晓斌庭审在整个民事诉讼程序中处于核心阶段，是解决纠纷的中心环节。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却长期和普遍地存在着庭审形式化的现象，即庭审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异化成一种仅仅为了维护程序在表面上的完整性而存在的活动，也就是通...

论涉鉴类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实现——以庭审认证程序为视角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如何实现我国的涉鉴类刑事庭审实质化是一个具有代表性与必要性的问题。现阶段,涉鉴类刑事庭审形式化主要表现在法官对鉴定意见进行非实质化认证、鉴定意见具有天然证据能力、涉鉴类刑事庭审程序的构造存在缺陷等方面,这在"念斌案"与"复旦大学投毒案"中已经有所体现。为了实现涉鉴类刑事庭审的实质化,应当将调整重心置于庭审认证程序之中,培养以"方法型"法官为主导的认证主体、完善鉴定检材与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标准、设立刑事鉴定意见的采纳与采信规则、落实多元化与实质化的认证辅助人制度。同时,需要对《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进行调整。

论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庭外制度保障

尽管法庭审理阶段是实现刑事诉讼庭审实质化的重中之重,但是刑事庭审之前的准备程序和刑事庭审结束之后的后续程序同样不容忽视。我国刑事庭审之所以始终没有摆脱形式化的局面,除了刑事法庭审判本身流于形式之外,还与刑事庭审之外的庭审前准备程序及庭审结束后的程序实质化现象具有重要关系。为了实现刑事庭审的实质化,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须向刑事庭审之外延伸,为刑事庭审的实质化提供强有力的庭外保障。

论刑事一审程序庭审实质化

我国前后两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均就我国既存的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进行过改变性的努力,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受我国固有司法理念、案卷制度以及法官素养的影响,以致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着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裁判模式。为推动庭审走向实质化,势必要从导致这样一种模式产生的司法理念、案卷制度以及法官素养三个方面进行着手改变。

审判中心主义下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将审判作为刑事诉讼过程当中的中心环节,摆脱以往公检法"流水线式"作业模式,而刑事庭审实质化则是实现审判中心地位的核心内容,庭审实质化要求庭审在裁判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法官自由心证的形成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然而在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庭审仍存在虚无化、形式化问题,需要进行司法理念的转变和制度的构建。

影响庭审实质化的因素及改良意见探究

庭审实质化是中国开展“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为了推进改革,有必要探究影响改革实效的重要因素并“对症下药”。从庭审内部层面看,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缺陷导致实现庭审实质化面临现实困境;从庭审外部层面看,“侦查中心主义”理念根深蒂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的改革意见仅仅是对以往问题的重申和细化法律制度规范,并没有给出具体创建意见,尤其是未彻底打破“侦查中心主义”这一严重影响庭审实效的问题,改革成果与实现“庭审实质化”目标相差甚远。鉴于此,笔者聚焦目前庭审实质化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剖析改革困境的背后成因,重塑以抗辩制为内核的事实发现机制。

刑事审判中心主义完善研究

当前,我国审判中心主义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突显,侦查中心主义、庭前法官预断、行政干预司法审判等问题日益严重。而司法实务中这些都在影响司法审判中心主义的践行,同时也反映出司法审判中的刑事诉讼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为推动审判中心主义在司法审判中的进程,以拓宽审判中心主义在我国实现的路径,应采取以下措施:从证据审查、平衡控辩主体双方地位为庭审实质化提供保障,防止其流于形式;以原始证据原则保证法官审判中接触的证据材料是最具真实性、权威性的;采用"法官庭前不确定"方法及庭前不接触原则来阻断庭前预断;通过实行法官责任制来增加违法成本消弭行政权的干扰。

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构建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已为西方各国普遍确立，而我国至今尚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准备程序。这正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未能走出困境的症结之一。在评介西方各国民事审前 准备程序的基础上，以我国现行相关立法及司法实践为出发点，围绕争点整理和证据收集即 审前准备程序的两大功能提出在我国构建的设想。

司法改革的重大阻碍及改革走向探讨

在司法改革全面推进的大背景下,"庭审实质化"是我国一场以解决"审判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目标的重大司法改革运动。庭审形式化是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的主要阻碍,造成这一现象的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在庭审内部层面,刑事诉讼的系统性制度缺陷构成"庭审实质化"的巨大阻碍,法官预判、线性诉讼结构和控辩双方力量失衡等三个方面导致了"庭审形式化";而在庭审的外部层面,"侦查中心主义"下公检对法院施加压力并且其引导社会舆论等加剧了"形式化审判"。现行的改革意见对传统制度理念的重申有余、创建不足,特别是没有突破传统的"侦查中心主义"制度困境,仅停留于具体制度细节的小修小补,难以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

论刑事远程视频庭审规程的构建

刑事远程视频庭审能够有效提高庭审效率,但能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值得深入研究。远程视频庭审符合直接言词原则的基本要求,创新了庭审形式,但目前缺乏庭审规则和技术标准,可能影响审判的公正性。应通过准确划定案件适用范围、规范程序启动方式、规范庭前准备工作、规范庭审诉讼活动、明确庭审效力和救济渠道及建立相应的技术标准等方式确保刑事远程视频庭审活动的公正、高效、规范。

新间接审理主义 “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主要障碍

自1979年以来,刑事审判制度尽管历经多次变革,却仍然保留了一种新间接审理主义的审判方式。刑事法庭将公诉方案卷材料奉为庭前查阅和当庭调查的对象,使得证人证言笔录和被告人供述笔录在法庭上具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能力,甚至可以成为法庭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根据。这一审判理念的形成,与那种流水作业的诉讼构造模式、实体真实至上的价值取向、法官倾向于刑事追诉的理念以及建立在办案期限基础上的效率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并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诉讼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刑事法官庭前产生先入为主的预断、法庭审判流于形式、法官排斥被告方的辩护观点、法庭审理失去纠错能力等,都是新间接审理主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国法院近年来对庭审实质化所做的改革探索,尽管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新间接审理主义的困扰。可以说,克服新间接审理主义的消极作用,确立真正的直接和言词的审理方式,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

论侦查中心主义

通过对嫌疑人人身自由的自行剥夺以及对涉案财物的自行处置,也通过对案件系属犯罪案件、嫌疑人构成犯罪等问题的公开披露和实质化定性,侦查机关与案件的结局发生了利害关系;通过侦查案卷移送制度的设计,法庭审判成为对侦查结论的形式审查和确认过程;通过各种法定的程序倒流机制,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有所疏漏的案件进行必要的拾遗补漏和程序补救,对法院作出有罪裁决施加重大的影响。侦查中心主义构造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但迄今为止,我国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对此产生实质性的触动。要彻底解决庭审形式化问题,真正推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就必须对侦查中心主义给予认真的对待,并逐步抛弃这一问题重重的诉讼构造。

我国仲裁协议效力异议规则的修改与完善

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协议效力异议问题的立法缺陷主要是:将仲裁机构作为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的决定机构;将仲裁协议效力异议期限界定为"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的放弃、法院管辖、审判组织形式以及程序要求等问题的规定不明确。解决我国《仲裁法》上述立法缺陷的最有效作法是对《仲裁法》进行修改和完善,即:由法院和仲裁庭并存决定仲裁协议效力之异议;将仲裁协议效力异议期限提前至"答辩期届满前";明确当事人默示接受仲裁管辖的原则;规定由仲裁机构所在地中级法院以合议庭的形式开庭审理仲裁协议效力异议案件。

国外民事诉讼准备程序对我国的启示

自90年代初力图克服庭审形式化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全面推开以来,各地法院为此进行了多种尝试,都力图使开庭审理放到审判的中心位置。为了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避免暗箱操作,有的法庭试行了"一步到庭"或"直接开庭",即开庭前基本上不作庭外调查,通过开庭审理来逐渐了解把握案情,把审理的重点放到正式的开庭上。

论案卷笔录证明力判断的限定性

"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核心要素,但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使得我国刑事庭审的功能被虚化。在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模式下,案卷笔录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滥用,对于公诉方移送和当庭宣读的案卷笔录,法官一般不会质疑甚至还会优先予以接受,并以此作为裁判审理的依据。案卷笔录的滥用导致法庭调查、法庭质证等程序流于形式,为了恢复法庭审理的司法公正,有必要对案卷笔录的证明力予以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