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看敦煌吐蕃时期庶民像

《王昭君变文》的创作年代虽然没有定论，但是通过史料可以推断其创作于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对昭君故事进行改编创作，并赋予昭君悲剧性女性像色彩。作为一种庶民文学形式，变文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敦煌普通民众的生存形态和心理状态。

戏剧《星织布者》中庶民的压迫与反抗

美国原住民在美国历史上是极为特殊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生活在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在社会中常遭遇生存困境。美国原住民戏剧家小威廉·黄罗伯在其作品《星织布者》中展现了原住民妇女与白人妇女间的冲突。这引发了对于美国原住民作为庶民而存在的思考。文章将借用斯皮瓦克的庶民理论解读以主人公莫娜为代表的原住民在社会中呈现出的庶民性。他们在经济、制度以及政治上受到压迫,而其争取权益的声音常被精英话语淹没。然而该剧指出庶民仍有奋起反抗的可能。

论元杂剧“庶民娱乐”的兴盛——文人“身份危机”的文化结果

在元朝近百年的历史中,开科取士的时间只有48年,科举在元朝有一半的时间废而不举。科举制度的废行几乎堵住了文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元朝文人因此涌入庶民之中,成为小吏、书会才人。对《元典章》《元史》《录鬼簿》等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发现,这一庞大的文人集体的创作力使以杂剧为代表的“庶民娱乐”空前繁盛,元杂剧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兴盛,使其演变成极具生命力的民间通俗文学。

小津安二郎庶民电影中的现代性叙事——以《我出生了,但……》为例

小津安二郎导演的《我出生了,但……》是日本电影史上第一部社会现实主义作品,开启了日本电影中庶民电影这一重要类型,他聚焦日本家庭这一基本单位,将其内置于社会人伦的变迁中。影片代表性地展现了小津对现代性的凝视、再现、表意与反思。他以“社交中的权力法则”为故事核心,通过建构四层叙事空间,运用三幕剧叙事结构,完成了对现代性下日常生活世界的呈现。影片最后父子的和解,体现着其“泥中之莲”的创作哲学。这也正是小津为现代性开出的解药:“找回人类本来丰富的爱”。

从“一面之词”到“严肃历史”——与李庶民先生就《赵孟闲居考》再商榷(下)

上期讨论了赵孟同知济南之前、期间、之后的三次罢官,均来自不同史源坚实的证据对质和逻辑推算,我相信,更多第三方史料的发现会进一步证实《闲居考》的结论,李庶民先生《赵华〈赵孟闲居考〉正误》(见《大学书法》2023年第5期,以下简称《正误》)一文的“正误”是缺乏依据的。

庶民性·经验的均衡·当下意识的凸显——吉剧对莎剧经典“在地化”改编重塑的几点反思

吉剧对莎剧经典“在地化”重塑经验值得进行深入的文化反思。“庶民性”构成吉剧与莎剧跨越时空、心灵呼应的隐秘通道,也是吉剧对莎剧进行改编与重塑的重要信心来源。若再能处理好经典改编过程中经典本身、改编主体和观众三者之间经验的均衡关系,辅以恰当的当下意识的植入与时代精神的凸显,那么吉剧对莎剧经典的“在地化”改编新创则不仅有助于莎剧重回当代舞台的现实世界与经验世界,而且有助于中国地方剧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和表现内容,走出一条从传统向现代、从封闭向敞开的质的转变之路。

先秦儒家庶民教育与新时代全民教育对比研究

儒家思想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指引作用,特别是儒家的教育理念对后世影响颇深。孔子提出的“庶民教育”理念随着新时代全民教育逐渐深化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庶民教育”与全民教育都强调教育的全民性,主张受教育主体范围扩大化,也都是出于强国目标,但是二者在提出背景、包含内容、强调重点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文章通过对比先秦儒家庶民教育与新时代全民教育,提出庶民教育在“先富后教”和强调人口数量方面“存在争议”,而全民教育得到了“全民认同”;庶民教育注重“德性教育”,而全民教育更注重“素质教育”,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日本江户时代的出版业——从庶民阅读史视角的考察

日本江户时代,出版物进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庶民读者的推动下,新的信息载体"草子"应运而生。同时,大量出版以前的诸文本也因迎合庶民的阅读而改变了形式。当时社会上流通的出版物不仅传达统治者的意识或精英知识分子的主张,也开始服务于庶民的需要。从庶民阅读史的视角对日本江户时代的出版进行研究,使我们不但能了解到当时出版过程的本身,而且能考察出版所传播的情报与它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洞悉大量出版是如何为日本社会日后的近代启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倾向与唐宋礼制下移

唐宋时期,官方礼制中庶民礼仪逐步得到注重,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倾向出现。这种倾向是唐宋礼制体系逐步完善的结果,也是唐宋礼制下移的表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朝廷的社会控制力开始逐步深入到百姓中间,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霸权更迭、俄国革命与“庶民”意涵的变迁——重返“五四”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视为"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欧战"的后果不仅是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还标志着"20世纪文明"对"19世纪文明"的克服与超越。具体而言,"欧战"标志着"19世纪文明"的"总体危机","俄国革命"则成为了"20世纪文明"的起点,借用霍布斯鲍姆"短暂的20世纪"和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的历史分期,"欧战"的意义也许还能进一步被理解为是为资本主义的霸权更迭铺平道路,而"革命"则意味着对这种霸权更迭的"突破"。正是在这个由"战争"与"革命"构造的双重视野中,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仁们在思想上经历了"从威尔逊到列宁"的深刻转变,进而试图将"新文化"召唤出来的"新主体",与"庶民"这一"胜利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联系起来,为"后五四"时代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民"逐渐转化奠定了基础。

斯皮瓦克“庶民研究”的理论建构策略

斯皮瓦克是庶民学派早期的核心成员之一,她在后续研究中引入臣属者视角,重修界定了庶民学派的核心概念,同时还修正了该学派早期所建构的批评方法。她的"庶民研究"并非中西学界认为的那样从属于"后殖民批评"或"女性主义批评"。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为读者勾勒出了庶民经验被遮蔽的踪迹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进而挖掘出庶民反抗所具备的政治意义,为庶民经验进入知识生产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

庶民的图书馆——关于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思考

文章阐述了信息获取权是21世纪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回顾了20世纪的特殊环境和图书馆的精神苦旅,论述了现代图书馆精神实现的前提,指出庶民的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新民”与“庶民”--新文化运动的“梁启超问题”

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之为问题,起于清帝国的危机,更起于王朝政治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危机,它在逻辑上未必完全包含在新文化运动之内。梁启超的"新民说"试图在调和儒家和西学的基础上,对民主问题(或民治问题、民权问题)有所回应。通过对梁启超与《新青年》真实而复杂历史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索儒学的"新民"政治传统与《新青年》发皇的"庶民"或者人民政治传统达到一种既相互限制、又相互激发的思想可能性。同时,本文将适度展开新文化运动之前儒家之不同脉络对于"新民"解释的分歧,试图在丰富的儒家政治学说中,找到回应梁启超问题的契机,期待重新激活丰富的儒家政治学说传统,为人民政治传统再次奠基。

庶民社会的人生畅想与精神漫游──论中国古代小说的俗文化本质

古代小说被轻视的历史境遇实质是权力文化和文人文化对民间文化排斥的结果，表明了广大庶民在政治、经济不平等之后的文化不平等的历史事实。小说观念上，因其远离“大道”和“街谈巷语”而被权力文化与文人文化分别从政治、道德层面和艺术层面排斥。在小说主题上，其“忠义”的政治倾向其实并不一致。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意识的伦理化，义则是个体化的人格境界。后者往往构成庶民社会破坏社会既定秩序的道德依据。小说内容的传奇性是以庶民的“尚奇”意识为导向的，是其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人生物想和心理体验。由神怪、侠义、公案、性爱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奇物、奇人、奇事、奇情不仅是庶民的道德需要，也是审美需要，完整地体现了庶民社会的宗教、道德、政治和婚爱价值观。以奇为是的叙述显示出古代小说美学形态的幼稚和商业机制的早熟。而叙事的大团圆结局与其说是一种审美原则，莫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庶民世界观。

论《维摩诘经》在中国中古庶民阶层中的信仰特质

本文重点考察《维摩诘经》在中国中古庶民信仰中的演进特质。《维摩诘经》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士大夫、普通民众两个文化世界。士大夫视界中的维摩诘信仰重视玄理,而普通民众的维摩诘信仰具有崇拜神力、重视经卷之书写和供养、倡导通俗讲唱和注疏、与疑伪经互动交融以及社会组织层面的维摩邑社等五方面特质,呈现出信仰的通俗化倾向。《维摩诘经》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这种信仰差别,主要是缘于其教理本身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因其化他利物、随物根缘的目的显示出的随众生不同而施教的特性。同时,由于接受者的文化程度、信仰需求等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信仰特征上的分野。

台湾“后新电影:”庶民美学与本土想象——以《海角七号》、《艋舺》为中心

以《海角七号》、《艋舺》为代表的"后新电影",是继"新电影"、"新新电影"之后形成的台湾电影新世代。台湾"后新电影"放弃了"新电影"的精英主义立场,致力于大众化、本土化的商业电影生产,并形成了以"台客影像"为主要标志的庶民美学风格。在塑造新的本土镜像的同时,"后新电影"也放大了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中的后殖民内涵,表征了当下台湾在中国/西方双重凝视之下的身份困惑。

王船山《俟解》之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孟子》“人之所以异”章诠释为例

通过对船山六十六岁时作品《俟解》的诠释,探讨船山对君子、庶民与小人此三者之间的看法。《俟解》一书近于日记式的心得体悟,是依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的內容而抒发。"人之所以异"章谈论人、禽之辨,认为人与禽兽之异者,系"君子存之"而"庶民去之",船山此文即以君子与庶民对举,而非君子与小人对举。船山藉此兴发个人感想,认为庶民看似无病,而其实为害更大,故要引导人之志向,勿流于平庸与凡俗;小人之恶,人人见及,且得而诛之,至于庶民之平庸则陷于流俗,病无可病,有其祸害,而诛不胜诛,因此为害更大。故对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中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及船山的诠释作一解说。

从古代文学叙事中庶民的司法想象看中国法律文化

作为通俗文学的代表,传统小说戏剧以普通民众为传播和接受对象,反映庶民的法律观念和利益诉求。冤狱的渲染和昏官的塑造,集中体现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危机。在具有独立传播场域的话语体系中,平民阶层从自己的价值理念出发,展开对整个司法体系的批判和嘲讽。同时用超现实的司法想象来弥补现行制度的缺憾,并获得道义的支持和正义的实现。在通俗文学的叙事框架中,庶民的法律想象不仅获得了"合法"的表达权利,而且也形成了针对制度设计的对抗力量。对这些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助于从"小传统"的角度深入把握中国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