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倾向与唐宋礼制下移

唐宋时期,官方礼制中庶民礼仪逐步得到注重,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倾向出现。这种倾向是唐宋礼制体系逐步完善的结果,也是唐宋礼制下移的表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朝廷的社会控制力开始逐步深入到百姓中间,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宋代宗族观念庶民化与宗族的形成——以江西地域宗族为例

周代及秦汉时代,王室及皇室和豪族非常重视宗族,记述清晰,用之于祭祀及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与继承;普通民众不讲究所谓宗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和婚配讲究是否出身名门望族,族谱修撰也未见于庶民。到宋代,文人士大夫将宗族观念庶民化,他们意识到普通民众树立起宗族观念的重要意义,认为通过祖宗的认同、血缘关系的串联、对先人重要事迹和优秀品德的弘扬和传承,可以使族人得到凝聚,在地方社会中可以形成一个有力量的群体,更有利于族人的生存。到南宋后期,北宋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庶民宗族观念被较多基层文人接受。以江西地域为例,在南宋后期,一些宗族进入了自觉的建设时期,即编修族谱、集体祭祖、设置族学和族田等。这表明南宋之后,庶民已重视宗族建设。

唐代佛教的化世与俗化:佛教庶民化与庶民化佛教

无论是佛教中国化还是中国化佛教的完成,其中最关键的标志是佛教及其核心理念能否成为普遍的社会信仰与价值取向。而作为唐代社会主体的庶民,其信仰倾向直接关乎到佛教的发展规模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契理契机,因势利导地化世导俗,是弘扬佛法的必然要求,也是佛陀出现于世的基本情怀。俗讲和变文的出现,是唐代佛教弘传进程中促进佛教大众化、普及化的历史性选择与现实需求,也是使佛教成为庶民信仰的重要宣教手段。因此,作为佛教文化遗产的俗讲和变文,其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在东西方文化高速运转与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佛教如何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保持自身的独立品格,又能化世导俗,关乎到佛教的自身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机遇中,中国大乘佛教如何接受各种挑战,为普世伦理和普世价值作出积极有为的贡献,研究俗讲和变文显得十分必要,也必将有助于当今佛教的健康发展,提供许多可资借鉴的文本与话头,尤其对于目前我国佛教界倡导的讲经说法活动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论朱熹对《仪礼》的庶民化阐释

礼者时为大,奠基贵族社会的"三礼"在唐宋社会大转型后有效性逐渐式微。特别是"三礼"之一的《仪礼》,人们能"陈其数",却不能"知其义";能"知其义",却不能"敬守之"。于是,朱熹开启礼学阐释新路径,一改郑玄《仪礼》为"曲礼"的传统"解经""注经"模式,将《仪礼》作为本经,实现礼学庶民化阐释转向;开创"庶民之礼",使大宗法与小宗法并用,礼仪更加从俗、从宜、从简,创新礼仪庶民化标志性的祠堂制度。此次礼学的阐释转向,在宋代礼学史上意义重大,也影响了后世上千年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

朱熹《家礼》庶民化及其对清代的影响

庶民化的朱子《家礼》,对后世家族制度与家庭观念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统治者将其仍作为官方意识,推进家族和家庭秩序建设;民间仍将其作为家族和家庭的日用典范之礼。但是,因逾四百年的社会结构变迁和生活观念差异,清人不得不对朱子《家礼》作了诸多变革,甚至有的还在版本和义理上进行了否定或质疑。

王学中的三种庶民教化形式

"教化"是儒家政治理念和实践的核心,其中包括面向庶民的教化。王学有不同形式的庶民教化实践探索,其中,以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为代表的庶民教化是通过乡村社区组织化的形式向底层民众布教,贯彻的是自上而下的言教方式;以泰州王学为代表的庶民讲学,则是基于"圣愚无间"的平等观,通过扩大原本仅限于士人精英的讲学活动,让庶民自觉其道德;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则是以国家的行政手段,通过"学校"制度对庶民教化内容进行严格的管控。它们代表了王学解决政治哲学中庶民教化的问题所寻求的三种不同方式,但都无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

“使由使知”新诠与宋代庶民教化理念的发展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表达的治理庶民的方式。在汉唐的阐释中,这是基于“民不能知”的判断而采取的具有政教实效性的治民方式,它和儒家所提倡的王道政治理想以及人性论思想存在理论冲突。对此,宋儒一方面从教化者施行仁爱的角度出发,认为“使由使知”是为政者不将高要求施予民众,是对于庶民的体恤和仁爱,从而力图建立此种庶民治理方式与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契合性;另一方面,宋儒依据其性理思想,对“民”和“知”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从而超越了汉唐关于“民不能知”的判断,指出庶民有觉知的潜能,至于“不可使知之”,是由于圣人教化的有限性而不是庶民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从此种有限性出发,宋儒缩小了庶民教化的范围,认为“知之”不是圣人教化庶民的任务,这有待于庶民自觉自知。宋儒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新阐释,不仅为此种庶民治理方式确立了王道依据,而且为其确立了合理的边界,并且为明代心学“觉民行道”的教化实践铺垫了理论基础。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座头市》:日本剑戟剧之“叛徒”

《座头市》系列为日本剑戟剧的经典之作。作为类型电影之一,它深受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展嬗变,对传统剑戟剧的创作手法予以颠覆,具体体现为:主题上强调对权威的质疑,人物形象向庶民化转向,打斗风格以娱乐性为主导等。

形式的消解,构筑的探寻——浅析隈研吾建筑思维的转变

"建筑,原本就背负着必须从环境中突出自己的可悲命运,这是一种被迫从环境中割裂出来的宿命……我想做的是颠覆这种体系。"日本建筑师隈研吾毫无保留地反驳了百年来古典主义建筑的构造形式,对空间智能~1极度敏感,并史无前例地提出符合时代性特征的"弱建筑"条例[1]。本文以隈研吾三个阶段不同的建筑理念为探索起点,浅析隈研吾建筑思维的转变。

浅谈中江藤树的儒佛融合思想——以后期书信和《鉴草》为中心

中江藤树,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思想家,日本阳明学的鼻祖。在中江藤树的思想体系当中,关于儒佛方面的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藤树在早年曾极力排佛,但在晚年藤树思想体系中却出现了儒佛融合的倾向。本文通过对藤树晚年书信及著作《鉴草》等的解读,考察晚年藤树的儒佛融合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探究其儒佛融合思想的成因。

“满街人都是圣人”说的社会思想史意义

王阳明从心本体论出发,进一步拉近了圣凡之间的距离。而王艮的"满街人都是圣人"说,则不仅在理论上为"圣凡平等"奠定了基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为由凡转圣和由圣转凡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他不仅把庶民的日常生活升格到圣域的高度,而且把圣人的道德属性降格为庶民的标准;使凡人成为圣人,又使圣人成为凡人;让精英化与世俗化同步,教化目的与平等理想共存。相对于宋儒"圣人可学而至"的精英教育理念,"满街人都是圣人"可以说是一种世俗社会的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