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康乾时期官方的柳宗元批评

康熙时期,《古文渊鉴》等官修著作认为柳宗元文章有雅正之风、文法严整,对柳宗元本人的批评较为隐晦。乾隆时期,柳宗元文章的地位基本确定,官方将韩愈柳宗元并称,视之为文章典范。乾隆本人对柳宗元有较多的维护,后期《四库全书总目》对柳宗元的批评回归到正统史书的立场。康乾时期的柳宗元批评及其变化与当时的社会观念、文章风尚、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康乾时期盛京的城市与园林建设

介绍了清代康熙和乾隆时期陪都盛京的城市与园林建设情况。通过研究皇家宫苑、民间寺观、书院、城市公共景观等的营建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盛京城市园林建设十分活跃,既有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城市与皇家园林建设,也有民间自发组织的公共设施营建,风格与形式已完全汉化。有机融合佛、道、儒文化和满、汉、回、蒙等多民族文化,形成了多元化、包容性极强的盛京文化,呈现出城市社会文化与景观文化繁荣发展的特征。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试论康乾时期南方的耕作改制

康乾时期的经济繁荣渊源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同此期南方的耕作改制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耕作改制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多熟种植。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及其下属都曾在长江流域试验示范和推广过双季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他们都未能实现在长江流域普及双季稻的目标。这同有关的政策规定,水利失修、劳力紧张、肥料不足和气候条件等均有密切关系。康乾时期上至皇帝下至省州府县等各级官吏,在试验示范和推广双季稻的过程中,逐渐悟出了这样一条真理:不应该仅仅拘泥于推广双季稻,应该因地制宜地推广多种形式的多熟种植。由于这一时期的官府在耕作改制中遵循着正确的方针,推动了多熟种植的健康发展,并与熟制改革相适应改革了土壤耕作制度,从而取得了增产上百亿斤粮食的显著效果。这个历史经验值得认真记取。

从《扬州画舫录》看康乾时期的扬州餐饮

从《扬州画舫录》看 ,康乾时期的扬州餐饮业相当繁荣 ,官商并办的知名酒肆、茶肆、食肆林立 ,高档消费与普通消费相得益彰 ;淮扬菜点各式各样 ,菜品在口味上体现出南北交汇 (即咸甜适中 )的特色。

小议康乾时期治河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黄河夺淮入海后,清口一带成了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的关键点和枢纽。清统治者和河臣要考虑的只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漕运、上河地区和下河淮扬等州县。当然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漕运是最重要的。在漕运和地方利益这两重关系下对清朝这一时期治河活动的研究可以管窥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

康乾时期陕西周至地区民生状况管窥

关注民生,应该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职责。清代康乾时期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该文以地方志为依据,选择农耕经济最具代表性的陕西周至地区,对康乾时期陕西周至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遭遇水灾、旱灾、兵灾后的情形进行考证,认为康乾时期陕西周至地区百姓生存状况堪忧。这恰恰是对"康乾盛世"的又一讽喻。

康乾时期燕行使眼中的满族习俗

康乾时期,来到中国的朝鲜燕行使从服饰、饮食、住房、礼俗等四个方面观察记录了满族习俗,为我们了解历史上的满族提供了珍贵资料。

姓氏、语言、相貌、性情、禁忌、教育——康乾时期燕行使眼中关于满族的几个问题

康乾时期,来到中国的燕行使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些文字是研究该时期满族的珍贵资料。在燕行使眼中,一、满族人的姓氏是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此时满姓正在向汉字姓改变。二、满语满文曾一度兴盛,但从乾隆晚期开始则出现被汉语言文字替代的迹象。三、一般满族人"丰伟长大",相貌因家族而异,没有统一特征。四、与汉族相比,满族人"少文"而"淳实",有时也因特权而有些霸道。五、满族禁止虐狗,禁止捕杀乌鸦、喜鹊,也禁止坐西炕。六、满族很重视子弟教育,通过设立各种学堂为子弟读书骑射提供条件。

康乾时期淮南盐区的水患与治理

淮南盐区作为康乾时期重要的产盐区,自明清小冰期以来,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水患频仍,盐民生产生活饱受其害,水患的治理刻不容缓。康乾时期,在朝廷的督导下,人们通过采取导淮治黄、修堤建闸、挑河疏港、围圩筑港等一系列治水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淮南盐区的水患。

论清代康乾时期岭南社会的士风——以何梦瑶为例

何梦瑶是康乾时期典型的岭南士人。生于南海水乡,自幼接受宗族启蒙和私塾教育,成人后经历教书、习医与当差。宦海沉浮19年,游历南北,几任正堂,擢居府臣。其远游、交往者,多限于五岭。辞官回乡,执掌书院,交往广泛,著述广博。观其一生,彰显出传统士人耕读、荣辱、进退的空间与张力。文章通过考证何梦瑶独特的经历和其交往的士人群体,揭示清代康乾时期岭南士人的清贫生活、遗民思想、通学与专学及西学影响、个体与群体互动等士风特点,以及当时岭南社会与文化的特殊面相。

康乾时期洛、渭、黄三河交汇区生态状况管窥——以水灾的历史考察为中心

康乾时期,洛、渭、黄三河交汇区的生态状况受气候、地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可逆转地朝着恶化的方向演变。尽管当地官员和社会各界做出了积极应对,但这种努力似乎杯水车薪,因为其时僵化的帝国制度,严重束缚着治河制度的创新,使得河道管理与治河技术的耦合效应难以实现。

清代康乾时期的宫廷园林图像

清代康乾时期是我国古典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高度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宫廷内设置的如意馆、画院处、武英殿等机构创作、生产了大批的园林图像,因其刻绘精细、逼真,成为清代园林的重要史料。文章对清代宫廷创作、生产的园林图像进行考察,梳理了避暑山庄、圆明园,以及殿版志书中园林图像的主题内容,探讨宫廷园林图像的总体系谱以及其史学意义。

康乾时期开封、商丘流行的昆腔——兼论豫东调与昆曲的关系

昆腔曾经是河南戏曲早期演员演唱的声腔之一,明清之际,昆曲家班在开封、商丘活动频繁,与河南地方声腔广泛交流融合,并对河南梆子(豫剧)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昆曲在20世纪50年代仍在一些豫剧老艺人中口口相传。随着梆子声腔的成熟和深入人心,唱腔体式向单一板腔体发展,部分昆曲曲牌蜕化为伴奏音乐,在唢呐、笛子、胡琴曲牌中演奏,成豫剧音乐的一部分。因此,一方面要认识到昆曲在梆子腔形成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提供了"附生"的载体,另一方面也要对豫剧起源于昆曲的说法持谨慎的态度。

康乾时期北部“边患”应对方略

康乾时期清政府针对"边患"问题,通过开展"巡边"以防沙俄越境、增设边城以防沙俄入侵、设立"卡伦"以强化管理、测绘地图以明确主权范围,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巡边和卡伦制度存在设计缺陷和处理边疆问题的羁縻思想给后世边疆管理留下遗患。

从康乾时期的乐制更作看清代礼乐制度的发展

在我国的儒教传承中,"礼"和"乐"是相辅相成的两翼,礼乐制度的发展反映了儒家教化的深入程度。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推行的乐制更作是礼乐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康熙朝的乐制更作侧重于理论建构,康熙帝本人亲自阐发了十四律新说,在此基础上主导编撰了乐理和乐律上的集大成作《律吕正义》;乾隆朝的乐制更作侧重于制度建设,在词章、考据、以及乐舞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等各方面对康熙朝做了许多有益的补充。康乾两朝乐舞制度取得的重大进展,是这一时期得以与汉、唐并列为我国王朝时期盛世的重要原因。

康乾时期安徽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自隋炀帝创建进士科以来,科举考试就成了封建王朝进行人才选拔的主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某地进士人数的多少标志着该地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清康乾时期,共开科53场,安徽一地共取862名进士。这些进士来源于安徽各地,总体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特点。文章主要通过分析这些进士的地域分布状况,来了解当时安徽各地不同的文化教育水平及其成因。

康乾时期的“恩蠲”政策试析

在康熙及乾隆统治时期内,清朝大规模实行“恩蠲”政策,减免赋税的程度比较大。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两位帝王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并且他们的个人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从而导致这项政策出现一些变化,展现出各自的特点。

康乾时期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

从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到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的商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英国同中国接触的开始，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后，但是后来居上，为这些殖民国家所望尘莫及。十六、七世纪时的海上霸权，先后为葡、西两国所把持，到了十八世纪，就成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天下，此后所谓中西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中英关系。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在1600年，它以后发展得很快，活动的范围也很广，是英国在华进行贸易、外交等方面的实际代表者。从它的商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可以看出英国对中国的企图是什么，它的根本政策又是什么，根据它的几次活动，不难找出一条线索。

清代康乾时期书风转变的地域特点和学术史意义

清代康乾时期书法界出现了董书衰微、隶书中兴的风气,时人书法大多取自汉隶古意而摒弃董其昌的清雅流利,其中浙江籍的书法家贡献尤巨,而且这种趋势对清代后期书法的"帖学"到"碑学"的理论转向也有深刻影响。追溯这种书风转变的原因,与浙东学派崇尚史学、在历史研究中注重发掘金石碑版资料的趋向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种书法现象实质是当时清代学术发展在艺术领域的鲜明体现,隶书中兴又对此后金石碑版之学研究的深入产生深刻影响,艺术创新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关系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