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伦理学的隐秘玩笑:对格林式解读的分析与批判

格林对于康德伦理学作出了一种全新的阐释,他认为康德的义务论的根基并不是理性,而应该是情感。这种属于人的自然能力的情感能够提供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而且由于情感的内在特性,它相当于是一种道德直觉。格林从情感主义与直觉主义的角度所作出的这种阐释与传统的理解形成对立,有的研究者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对这种立场提出质疑,也有的研究者坚持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以理性慎思为基础的。整体来看,格林的这种解读过于激进。康德伦理学确实蕴含着一定的情感主义以及直觉主义要素,这对其道德理论是极为有益的补充,但是他根本上仍然是一名理性主义者。随着当代直觉主义的发展,能够看到康德伦理学中所蕴含的这些丰富的维度,对其进行深入探究,有助于我们形成更加完善的认识。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西方康德伦理学研究述评

当代西方伦理学界似乎出现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新的流派,我们权且称之为新的新康德主义。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与西方社会矛盾的加剧相关,而元伦理学脱离社会生活与实践,功利主义又无法真正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当代康德伦理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解读,二是重构。学者们在康德伦理学重读重构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对康德伦理学的理解,而且消除了对康德伦理学的许多误解。从而这既是对康德伦理学理论的新的修正和发展,又有益于推进伦理学自身的发展。

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

被康德本人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为其基本道德原则被说成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这种伦理学自问世起,就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界,黑格尔、叔本华和马克斯·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超越之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取代了康德的抽象知性,由此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超越了康德伦理学;叔本华把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即恻隐之心当作道德的基础,由此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舍勒则试图立足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建立起一种先天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本人及其拥护者和批判者的共同预设:只有纯粹形式才是先天的,任何质料都是后天的。

康德至善论与康德伦理学

康德的"至善"通常被理解为"最高的善"和"完满的善",即德性及其与幸福的统一。但除此以外,这一概念还指"共同的善"和"最高的本源的善",前者指"伦理共同体",后者指上帝。四种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不仅形成了康德的至善论思想,而且构成了康德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系,反映了康德伦理学的主题及其逻辑发展。

论康德伦理学的神学维度

上帝问题是康德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使得康德伦理学具有神学维度。而且康德的伦理学也需要神学。康德伦理学具有神学指向,且隐含着神学前提;神学是理解康德伦理学的必要语景,也是康德伦理学逻辑必然。理性维度与神学维度共存于康德伦理学,总体上是神学服从道德,神性服务人性。

康德伦理学中的责任概念

责任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中占有中心地位。责任就是尊重客观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他认为责任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合乎责任原则的行为虽不善良，但违反责任的行为却肯定是恶邪，在责任面前其它一切都黯然失色。因为善良意志无比高贵，所以自身就应该受到高度赞赏，而不须其它条件就成为善良的概念，这一概念为自然的健康理智本身所固有，而不须教导，只要把它解释清楚就足够了”。在此他提出，什么是责任概念？责任概念就是善良意志的体现，虽然其中夹杂着一些主观限制和障碍，但远不能把它掩盖起来，而通过对比反而它更加显赫，发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接下来康德举例：不要说谎、保全性命（不要自杀）、帮助别人和发展才能。从对象来看不要说谎和帮助别人是对他人的责任，保全性命（不要自杀）和发展才能是对自己的责任。

论上帝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双重作用

上帝概念是康德哲学中尤其是在其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一个道德概念。这个概念对康德伦理学中具有双重作用即调节性和构成性作用,这显示了康德伦理学的神学向度。但上帝概念对康德伦理学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即神学服从道德的需要,上帝服从人的需要。

“正义”还是“美德”?——重思康德伦理学的思想主题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正义与美德作为两个核心价值并存,共同构建了康德伦理学的思想体系。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上两者是统一的,无论是法权责任还是德性责任都建立在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自由基础之上;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路中两者也是一致的,人的生活应该从正当上升到德性。虽然康德看到了德性的有限性和正义的优先性,但人只有在德性的阶段才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在"正义与美德相统一"的思路下,康德提供了一种"有美德的正义理论"。这种"有美德的正义理论"有助于走出现代道德哲学与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对峙局面,为现代性道德困境的解决提供一种可期望的出路。

康德伦理学中的形式、质料问题——以《实践理性批判》为中心

康德伦理学因与中国哲学的"因缘"而备受中国学者的关注,又因所谓的"形式主义"与"严格主义"而在中西方都引起争议。那么,究竟在康德那里,何谓"形式",何谓"质料"?称他的伦理学为"形式主义伦理学"是否合适?在何种意义上,这一伦理学形态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本文拟通过对文本的认真解读,管窥这些问题。

论伯纳德·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伯纳德·威廉斯将康德伦理学勘定为"奇特的道德体系"并提出了批评。他从行动者的独特视角出发,对康德伦理学的三个特征及其破坏性效应展开批判:义务的动机实属多此一举,这忽视了行动者的个性,不偏不倚的道德要求使得我们建立了冷漠的个人关系,至高无上的主题的不合理要求侵犯了个人的完整性。许多学者的回应与质疑进一步阐释与扩展了威廉斯的批评,并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论争的新主题与视线,同时也代表着一些主流的社会与政治理论。

海德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相对于康德的其他主要著作而言,海德格尔对于康德第二批判持有一种特殊的看法。他没有直接去探讨它,这实际上隐含着对于它的一种彻底的思考和批判。由于康德伦理学的根本概念是应当,康德把接受了古希腊以来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关于人的定义,海德格尔把康德伦理学看作是西方形而上学自身发展线条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柏拉图主义理念学说发展进程中一个特殊的点。人的本质的干瘪化也是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主体主义的根本原因,康德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律只是这种人道主义思考的必然后果。

康德伦理学中的“神圣存在者”

“神圣存在者”是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对康德伦理学论著的梳理,本文发现它包含“神圣立法者”和“神圣守法者”双重含义从立法角度看,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凭借其立法能力(立法理性)是神圣的,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也是其中之一;从守法角度看,只有天使和上帝这类存在者才是神圣存在者,它们具有完善意志,能够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而像人这类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并不具有完善意志,不能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因而不是神圣存在者。这两个含义不宜混淆。《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endliche heilige Wesen是第二个含义的神圣存在者,只能理解为“终极的神圣存在者”,而不能理解为“有限的神圣存在者”,后一种理解会导致自相矛盾。

康德伦理学中的恶与抑恶的伦理

在康德伦理学中把恶作为一种隐匿的、对立的存在,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误读。同时,忽视恶的存在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善与恶共同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康德伦理学体系细致分析了恶的来源、形态层次以及作用功能。抑恶的伦理并不能用来概括康德伦理学,但对于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善的培育和生成是在恶的土壤中,要在感性世界中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根据不在此的恶,需要道德信念的坚定、道德偏好的纠正更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彰显人的德性光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是否适用于对话伦理学?

哈贝马斯关于对话伦理学的自我批判和反思在他的理论发展历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哈贝马斯在面对学界关于对话伦理学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指责之时,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吸收黑格尔关于康德伦理学批判中的合理成分来解决从规范证成到规范应用所产生的“落差”问题,从而导致他最终转向法哲学领域去阐明交往行动如何能达成社会整合的规范性基础。总之,思考黑格尔关于康德伦理学的批判是否适用于对话伦理学,是我们理解和评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关键线索。

试论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康德伦理学的主观性和缺乏现实性遭到黑格尔批判,这种批判是深刻的,但也是缺少"同情心"和略显偏颇的。理论任务和立场的不同导致二者"大相径庭",互换立场和"设身处地"的观察可能使得评价更为公允。与在形而上领域纯逻辑的思考不同,康德的道德原则在宗教和政治哲学领域运用中,诉诸于社会关系中存在、且具有人际差别的主体,而不是孤立式的、原子式的主体;诉诸现世的人为共同努力,而不是彼岸世界的超人性的力量。这一变化展现了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康德的伦理学在西方伦理学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强调意志对于人的道德的重要性,包含着深刻的以人为目的的人道主义精神。本文以康德伦理学为研究对象,分为三个部分详细论证了康德伦理学的思维脉络,指明康德伦理学在当今社会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如今他的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呼唤理性回归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康德伦理学的隐秘玩笑

将道德价值的根源置于理性中,一直是人们对于康德伦理学的一种普遍理解,康德的义务论也因此被视为理性主义的代表。与此同时,近代以来直觉主义伦理学的发展获得了广泛关注,各种相关阐释层出不穷。

罗尔斯对康德伦理学的“建构主义诠释”——兼论《正义论》证成结构的思想“原型”

一、罗尔斯所理解的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特征：“道德建构主义” 罗尔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从未间断过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其“康德解读”的精髓是从哲学方法论上把康德伦理学理解为一种“道德建构主义”（moralconstructivism），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构主义”概念，并把它运用于道德和政治哲学。

认知科学的实验研究表明道义论哲学是错误的吗？--评加西华·格林对康德伦理学的攻击

依据认知神经科学关于道德判断的一系列研究,并援引道德心理学的一些相关研究的结果,加西华·格林(JoshuaGreene)试图表明,人们通常做出的符合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大多是情绪驱动的产物,而符合后果论的道德判断则多是理性推理的结果。格林认为,这种情况对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哲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认知科学关于道德判断的实验研究表明康德伦理学是错误的。然而,虽然格林富有创意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对道义论哲学构成了足以引起重视的挑战,但由于他在推理和实验设计中存在重要的疏忽,忽略了人们在他所谓"非切身的"情境下仍然有可能做出符合道义论的道德判断的情况,致使他在推理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因此,格林对道义论哲学的攻击是不成功的,认知科学尚未表明康德伦理学是错误的。

就连康德伦理学也可以被算法化

随着新达尔文主义、人工智能科学、认知科学、社会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全面发展,"哲学自然主义"思潮目前正处于兴盛期。然而,传统思辨哲学的资源是否会因为自然主义思想的勃兴而失效,则是一个颇令哲学界感到担忧的问题。对于康德先天伦理学立场的自然主义化尝试,将提供一种对于前自然主义时代的旧哲学资源的唯物论改造方案,由此纾解传统哲学思辨研究与现代实证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间接增强唯物论的理论说服力。具体而言,对于康德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化将包含三方面的工作:在本体论层面上证明:康德对于先天道德的原则的强调,实际上可以在一种本体论自然主义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因此康德伦理学中的一部分内容"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被物质化的";在方法论层面上证明:康德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其实是需要认知科学的经验研究来加以验证的,因此是"需要被物质化的";在应用的层面上证明:康德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其实是可以被落实为人工智能领域内的编程成果的,因此是"可以在硅基物质的领域内被再次物质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