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中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反思与康德式理想主义的超越

科幻小说《三体》通过将人类的现实主义政治扩展到宇宙尺度,演绎出文明的“黑暗森林”法则,其在理论结构和命题设定上与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一方面,《三体》通过文学性的描绘,使弱肉强食的现实主义生存法则更加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三体》的极致想象充分揭示了现实主义的局限性———“零道德的宇宙”必然走向灭亡。此时,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因为唯有符合实践理性的国际关系准则才能给人类带来可接受的未来图景。但需要指出,康德的和平理念与20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不再匹配,同样需要加以修正和补充。

自媒体话语系统下多元价值与核心价值的康德式调解

自福柯起,"话语即权力"的命题在多个面向都得到了印证。价值系统需表征为一定的话语体系,自媒体作为一种特征明显的话语体系,价值多元性是其主要进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多元价值与核心价值面临着话语权的冲突,而康德式的认识论无疑可以为化解这种冲突提供独到的见解。

从基础主义到“康德式”建构主义——兼论事实与价值在契约式推理中的互契性和局限性

公平性是契约论的内在诉求,对契约之公平性的证成存在事实和价值两条路径。前者试图用历史事实来说明证成起点的真实性,后者采取思想实验的手段论证证成起点的价值合理性。近代契约论同时诉诸事实和价值,但其基础主义色彩使这两种路径同时失效。当代契约论则以"康德式"建构主义立场将证成重心置于价值维度,引入动态化的思想实验来不断消解证成起点可能带有的独断性。不过,纯粹的价值性论证无法使"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契约推理逻辑走向彻底,而是不得不在逻辑推理的起点再次引入事实维度。

超越康德式理性主义——斯洛特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的理论路径

迈克尔·斯洛特是当今最激进、最坚定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家,他吸收并发展了休谟的情感主义和中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思想,并将其与当代关怀伦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成果糅合在一起,构建了以移情为基础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体系,并以此来定位我们的正义观。斯洛特认为,情感和理性共同构成认知的基本元素,移情是人类基本的、普遍的情感。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在道德判断、道德义务及社会正义方面导致了其与康德式理性主义的规范性分歧。他试图以一种情感主义的理路来超越理性主义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缺陷,为当代哲学提供一种新的进路。

青年马克思与康德式伦理学

青年马克思的确深受黑格尔影响,但我想指出,假如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那么就能深化对马克思早期伦理观点的领会。马克思所运用的本质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而他所运用的普遍化概念则同康德绝对命令中包含的普遍化概念十分接近。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任务是把这些亚里士多德式元素和康德式元素调和起来。

“共和机”与康德式共和主义——评福斯特《康德式共和主义vs.新共和主义机器——政治自主性的意义和实践》

赖纳·福斯特的论文《康德式共和主义vs.新共和主义机器——政治自主性的意义和实践》(Kantian Republicanism vs.the NeoRepublican Machine: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Political Autonomy)讨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设想如果有一台功能强大的“共和机”——它具有一种近乎完美的算法,只要人们输入进去那些各自希望证成①的主张,就可以得出一些关于合法性的结论。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服从和认可这些有关合法性的结论,并且直接把它们当成满足了合法性证成条件的、可以被接受的法律?

自我立法与康德式悖论——基于共同体视角的讨论

康德的自我立法理念以其独特的论证形式为行动者确立普遍的道德法则提供了依据。但是近年来,这一理念却在学界引起了不小争议。以平卡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康德式的立法者在没有法则约束之前很难制定出自己服从自己的道德法则。他们也将此称为“康德式悖论”。面对此悖论,英美学界流行的建构主义和实在论的阐释虽然能够从一定角度进行回应,但由于各自关注点的局限,在未能彻底解决此悖论的同时还引发了新的悖论。其实,在康德本人的表述中,自我立法始终是以共同体中各成员间的交互作用为基础的,不管是他提出的目的王国还是道德世界理念,其实质都是在于强调行动者的自律,不仅是支配自己,而且是要成为一个可能的共同体的普遍性法则的来源。

马克思社会哲学的康德式阐释

牛子牛在《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撰文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两条进路之间的争论。马克思一方面提出了一种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的主体性原则,另一方面也强调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规律和社会规律。如何说明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可能在二者之间做出一种融贯的调和,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同时,这一问题在形式上又类似于社会学中反复争论的“主体与结构”问题,而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也经常以一种社会学的面貌介人到后一种争论之中。

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客观性:一种基于契约主义的证成

罗尔斯提出的康德式建构主义从一种直觉性的协议概念出发,主张道德客观性并非来自认识,而是来自赞同,即道德客观性并非源自所有人认识到了一个先在的独立的道德秩序,而是源自所有人对同一个权威性的社会视角有所赞同。在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客观性理论中,建构主义对客观性的描述并不追求真确,而是更接近于最合情理,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契约主义的理论特征:一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达成客观性的视角,原初状态下的各方通过无知之幕避免了以具体的依恋关系和利益塑造道德原则,使得道德原则或政治观念能以一种远离个人偶然性的方式获得其客观性。二是在原初状态设定中的“合情理性”对“理性”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体现在无知之幕对偶然性优势的遮蔽以及以“初始善”的形式提出的重叠利益。“合情理性”的优先性是原初状态的各方彼此达成理性协议从而进行公平的社会合作的必要前提。三是公共性证成的两个前提,即良序社会的特征和民主社会中的普遍事实,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公共性证成:道德证成和政治证成,两种证成的目标虽不相同,但仍然一致采取了契约主义的方法进路。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

正义的康德式诠释——评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周保松不仅阐述了这样的命题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完全蕴含在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的理念中,而且还将客观善的目的论契合到康德式的自主伦理学中。这样,周保松一方面通过强调早期罗尔斯自由主义中的康德伦理学路径来维系了"公平式的正义"的道德吸引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契合论路径来抗辩了施特劳斯以及甘阳等对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指控。惟就后一点而言,这一契合论抗辩似乎尚未弥合古典的自然正当或目的论和现代的自主伦理之间的巨大分歧。此外,忽略了契约论工具和理性选择等因素则可能削弱了差异原则在证成上的技术可信度。

两种康德式的后果主义

探讨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的关系,乃至探讨是否存在一种康德式的后果主义,是当代英语世界康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卡米斯基和帕菲特提出的康德式后果主义都产生了较大的争论和影响。卡米斯基通过把康德伦理学划分为基础理论和规范理论两个层面,指出从康德义务论的基础理论可以发展出一种规范的后果主义。帕菲特通过改造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并结合契约论和规则后果主义的相关要素,建构了一种康德式的契约论后果主义。这两种理论虽然都以不同的方式偏离了康德伦理学的原初立场,但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康德伦理学研究的现状及其与后果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的康德式解释

罗尔斯把原初状态作为"正义即公平"的主要论证要素,对原初状态作了三方面的限制性假设:信息的假设,无知之幕;原初状态各方的假设,相互冷淡而又具有理性;选择对象的限制条件的假设。这三方面的假设都是以康德哲学的"目的王国"及理性的实践主体作为其理论前提的。

合作社、康德式社会契约与何瓦斯剩余分配制

学术界和政策界都把合作社看作是企业。就性质而言,合作社不是企业契约,而是社会契约。合作社的企业契约范式导致合作社原则之间在逻辑上的不兼容。文章认为,合作社是以提供公共品为中心任务的康德式社会契约,并以此来理解合作社核心原则和联合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合作社的三个核心原则在逻辑上解决个体联合所带来的总体福利函数存在性问题以及如何分摊公共品成本问题。何瓦斯剩余分配制的实质是,在动态一般均衡路径上,合作社公共品的成本分摊与社员从公共品的受益是相匹配的。

康德、元伦理学与后果论

当代功利主义者或后果论者从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相容的,而如果我们从规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不相容的,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反驳。但是即使从元伦理学来看,康德主义与直接后果论也是不相容的,而与一种间接后果论,即配得幸福论或应得后果论是相容的。康德不是直接的后果论者,而是直接的义务论者,而直接的义务论与间接的后果论是可以相容的,康德作为直接的义务论者能够同时是间接的应得后果论者。

建构主义的两种推理模式及其内在困境

围绕对普遍性的辩护,建构主义在近代和当代分别呈现为两种推理模式,但这两种模式都蕴含着难以化解的证成困境。近代建构主义的证成形态主要体现为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的契约主义推理,当代建构主义则上承康德,发展出一种"康德式"建构主义学说。这两种实践推理模式,由于其建构立场所持的程度不同,又有"强"和"弱"之分。建构主义的近代模式持较"强"的建构立场,但其推理过程的静态性使之从前提到结论都过于独断,因而在当代多元主义背景下缺乏客观性和实践性。当代的"康德式"建构主义则试图回归较"弱"的建构立场来使实践推理实现动态化。不过,虽然"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实践推理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动态化,但其对建构起点的追问却陷入不断后退的逻辑困境,无法在政治哲学中为普遍的政治观念提供充分辩护。在当代多元主义背景下,建构主义的程序化推理、脱离时代背景和个体主义的内在困境突显了出来。

告别关于人的康德式提问的黑格尔式回答——通向“人是什么?”的法国当代哲学解读

法国后期现代哲学和当代哲学既有深厚的本土资源,又受到德国现代哲学的深刻影响。德国早期现代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人是什么?”的问题,并做出了“人是目的”的回答。法国后期现代哲学家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人展开的是与康德一样的问答,但这一问答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显著变化,他们实际上以黑格尔式问答修正了康德式问答。然而,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德里达等人以“管它是谁!”的姿态宣布“人终结了”,这既超越了黑格尔式回答,也消解了康德式提问。

政治建构主义中的历史与规范性——基于反思平衡的协调性诠释进路

政治建构主义意在为理性多元论提供具备公共性的规范性回应。来自政治现实主义的批评认为,其“康德式”属性蕴含的抽象性和普遍性等特征使该证成试图通过程序性建构为现实政治实践提供抽象而普遍的道德蓝图,并把规范性理解为现实政治实践对某种道德蓝图的“符合”。但这一批评误解了政治建构主义,政治建构主义并没有把被建构而成的规范性视为纯粹理智演绎的结果,而是始终把规范性安置在现代社会的历史基底上。这种安置暗中援引的“伽达默尔式”诠释学方案能不断挖掘和凸显建构背后的历史性,使正义原则成为一种负载着历史性的动态道德规范。由此,合法性并非囿于符合论,而取决于历史性视域下原则与现实的协调性。

器官捐献的伦理反思与“自主”的重新阐释

自愿和无偿是有关器官移植与捐献的首要伦理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体现了当代生命伦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能否恰当地回应这一矛盾取决于我们对自主的理解。生命伦理学领域中的自主原则主要地来自康德,但是长久以来,康德的自主概念并没有在生命伦理研究中得到恰当、充分的阐释。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自主原则的应用越发困难。当代康德式建构主义理论通过行动者的自我反思有力地促进了规范伦理学的复兴,推进了康德对于道德义务的论证,同时构建了一个逻辑上更加自洽,并且更加具有实践可操作性的自主概念,即将自主阐释为理解理由并与他人交换理由的能力。这一自主概念的应用不仅能够化解自愿和无偿原则在表面上的矛盾,也能为理解和应对当代各种生命伦理难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推进道德哲学中对于普遍性道德义务的论证。

诺齐克的边际约束对功利主义的价值颠覆

功利主义不仅颠倒了正当与善的关系,而且难以尊重每一个人,违背了人人都是目的的康德式原则,因此成为诺齐克批判的靶子。作为权利理论基本道德原则的边际约束,充分反映了康德式原则,并为道德乌托邦的建构奠定了价值基础。深入探讨边际约束对功利主义的价值颠覆,有利于推进权利道德观的深入研究,促进和谐社会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