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康熙十四律”

"管律"是和"弦律"相区别的一个律种,在实际运用时需要做"管口校正",而"康熙十四律"则是一种不做"管口校正"的律制,这种律制曾在清代的音乐实践中得到运用。有不少学者对这种律制提出批评意见,笔者认为"康熙十四律"涉及到不少乐律学的本质问题,它在律学研究中有一定的价值,对它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本文主要以"康熙十四律"的原文为依据,对其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

试从《御制律吕正义》议“康熙十四律”

本文从《御制律吕正义》中《审定十二律吕五声二变》《十二律吕同径倍半生声应无声二变》《明管律弦度五声二变取分之不同》三篇文论中,分析论证出"康熙十四律"每管的管口校正值,以证其为不加管口校正之管律。

关于“康熙十四律”思想来源的初步探讨

饱受争议的"康熙十四律",其思想来源尚未明确。本文通过文献对比分析,认为"康熙十四律"这一被称为"非古非今""旷古未有"的律制的出现,并非传统乐律学理论下的产物,其思想源于传教士所著介绍西方音乐理论的《律吕节要》一书,是西学影响的结果。

邱之稑《律音汇考》与《丁祭礼乐备考》乐谱对康熙十四律的启示

康熙《律吕正义》把八度分为十四律和等距七声,没有大小二度和大小三度之分,效果跟中国传统音乐相距很大。邱之稑《律音汇考》与《丁祭礼乐备考》的宫廷音乐表面上运用十四律,但是,透过其古琴谱的详细分析,显示邱之稑把一部分相邻的律吕压缩为近似的音高,结果,音阶有大小三度之分,虽称为十四律,但实际效果类似十二律制。这应该是宫廷乐师一方面不想公然违反十四律制,又希望奏出传统旋律,而在音乐实践上故意不准确跟随十四律制。这亦与清宫律管的测音结果相符。现代学者对康熙十四律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理论层面,更应该从实践角度来探讨。古琴谱由于详细记录了按音位,可以为十四律的实践提供具启示的材料,协助解决理论层面的困惑。

关于“康熙十四律”的研究综述

"康熙十四律"这种一度被灌以"旷古未有"的律制,引发后世学者较为激烈的讨论。其与传统十二律律制结构格格不入,也彰显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研究价值。自民国初年至今,研究者们有关"十四律"理论来源、律制归属、制律载体(乐器)、律管测音试验、乐器实践以及当今学者对此律的评价等方面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总结。

康熙《御制律吕正义》乐律制终解

康熙钦定的《御制律吕正义》,是清代一部论述乐律理论的重要专著。康熙《御制律吕正义》中的十四律理论的存在,对清代乐学理论和后期应用上的影响比较大。从对以往应用康熙乐律理论于《钦定诗经乐谱》的分析研究来看,确是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这是因《御制律吕正义》的宫调题解表述上存在的问题,还是制定《钦定诗经乐谱》的凡例与度曲上存在的问题,还是因为都把康熙的十四律当作“律制”去应用和研究的结果,看来还需要我们更深入去探索。康熙钦定的“律制”到底是十四律,还是另有所指,正是文章要进一步探讨的重点。文章根据以往对清代中晚期“乐学”层面存在的宫调律结构和不同名称的问题,将经梳理分析作出全面的解读。

《律音汇考》所载乐器之“体”与“用”

《律音汇考》是湘籍琴家邱之稑于清道光年间编撰的一部以复兴古乐为宗旨的谱本文献,其中以清朝官撰乐律著作《御制律吕正义》所载“康熙十四律”为其理论指导。邱氏在《律音汇考》卷三所载各乐器上所应律吕中衍生出了“体”与“用”这对哲学范畴,“体”为“康熙十四律”理论框架下阴阳二均的律吕相生关系,“用”为宫商等声名,以此来说明各律吕间的真实音程关系。邱氏引用“体”与“用”这一哲学理念,正是凸显出其对官撰乐律理论体系的遵守,但也说明了当时的音乐实践。

明清瑟谱中的瑟律研究

国内现存明清时期瑟谱共十部,各书中记载均是以琴瑟协律进行调弦。文章结合陈应时先生所提琴律分期的观点,将十部典籍划分为纯律谱本、五度相生律谱本和康熙十四律谱本进行说明,由此可知瑟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以及在同一种律制下,由于各书编撰者的理解不同,每一书中所论述的瑟弦律对应均有所区别,使得同一律制下的乐谱中,所使用的音阶排列也有所不同。

“康熙十四管律”的律学分析

《御制律吕正义》前五卷由清康熙帝下令编撰,上编两卷的主要内容就是“康熙十四律”。原文通过相同长度的管和弦而音高不同分开讨论两者,并且将“康熙十四律”的基础结构描述为八度内完全平行的黄钟均和大吕均。本文以“康熙十四管律”的文字描述与数据分析结果的矛盾为切入点,对“康熙十四管律”的相关问题展开谈论,以求比较全面地展现原文记载中的“康熙十四管律”。

《曲谱大成》编纂新考

以新见的《曲谱大成》四种残卷,加上学界以往所见三种残卷,可复原《曲谱大成》的原貌:格律谱和工尺谱并存。《曲谱大成》编纂的直接动机在于解决曲谱中宫调混乱、腔板错杂、不辨阴阳、宫调缺失的问题,同时,《曲谱大成》的编纂还有政治统治、文化归服等层面的意义,是清廷系统、集成式文化工程的一部分。窜入孔德本中的《律吕正义》原稿本,当写成于康熙五十二年十月至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之间,则孔德本当为康熙年间稿本,《曲谱大成总论》当成稿于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之前,《曲谱大成》是在康熙末年成稿的官修曲谱。于振在雍正元年才进入内廷,故既不可能作《曲谱大成总论》,也不可能参与编纂《曲谱大成》。于振“叙其大概”的成果即《订正宫调二十二则》,用康熙十四律,故其二十八调中十二调的调高已经发生变化。乾隆初年,于振主要担任《律吕正义后编》分校,并未参与《九宫大成》的编纂工作,他仅为《九宫大成》“叙其大概”(乾隆九年)、并作序(乾隆十一年)而已。孔德本的杂论实际上是《曲谱大成总论》的直接材料来源和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