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文治举措对文人声誉的影响——以朱彝尊、王士禛为线索的考察

清代初期实施文治举措,特别是在康熙帝招揽博学鸿儒的背景下,朱彝尊、王士禛先后以特招的方式,进入翰林院,成为康熙皇帝身边的日讲官。这种身份地位的骤然变化,直接影响了其文坛声誉,最终形成"南朱北王"的盛名。朱彝尊以布衣入选博学鸿儒、王士禛以科举入仕,代表了当时文人的两种人生选择,但殊途同归,都成为文治举措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交往、在文学方面的变化,都与这一时期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文治与修书:康熙朝官修书籍编刊兴盛成因考探

清代官修书籍编刊始盛于康熙朝。康熙皇帝执政施行“文治”策略,具体表现为尊儒崇道、振兴文教、编修群籍。其中,官方编修刊印书籍既是康熙“文治”策略的表现方式与借助手段,同时也是“文治”直观呈现出的文化成果。康熙朝施行的“文治”策略是官方大量结集编刊书籍,提供文化导向、人才储备、文献积累以及完善出版的根本保证。此举奠定了清代官方书籍编修格局及模式,肇启中国官修书籍史的清代兴盛气象。

吴兆骞赎归与清初政治文化生态考论

吴兆骞赎归反映了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康熙帝虽对吴兆骞所献《长白山赋》"览而称善",但他绝非像一般文人那样仅仅着眼于其华美的词采,而是看重其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吴兆骞归京后参与以容若为中心的花间草堂文人雅集,并非只为以文会友,而是有着深隐的心理动机。康熙帝所推行的"文治"策略及当时满汉矛盾的缓和,是吴兆骞得以赎归的根本原因。通过吴兆骞赎归这一事件也可觇视江南文人心态之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