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研究——以《康熙起居注》为研究中心

学术界历来十分关注康熙帝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齐木德道尔吉、黑龙、包青松等学者发表多篇论文对史实进行专门论述,但多使用档案、《清实录》《平定朔漠方略》等史料,对《康熙起居注》关注很少。本文以《康熙起居注》独有记载为中心,从康熙帝本人视角切入首次亲征噶尔丹,深入研究康熙帝严格管理官兵,与皇太子联络感情,与西路军互通消息等诸多细节,通过史料对比,客观评价康熙帝军事才能、性格特点以及统治思想,论证康熙帝思想在首次亲征噶尔丹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突出《康熙起居注》及起居注类史料价值。

清代的起居注馆与《康熙起居注》

清代于康熙九年（1670年）创置了立馆设官修起居注的制度，其后的雍、乾两朝都有调整和变化，直至嘉庆朝终成定制。《康熙起居注》是清朝第一部正式的起居注，康熙帝本人对于起居注官的看法，直接导致了起居注馆的变动和最终裁撤。《康熙起居注》与《实录》相比较，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但也存在若干缺陷。

满汉文康熙朝《起居注册》对比研究——以特胡德等劫王君宗衣物并割其颈项案为例

通过康熙朝满汉文起居注所载特胡德等劫王君宗衣物并割其颈项案对比发现,二者虽然内容大致相同,但语言风格有所差异,且汉文康熙朝《起居注册》内容应由满文翻译而来,翻译过程中有错译、漏译现象,一些汉文康熙朝起居注中不常用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前后文翻译不一致。因此,使用康熙朝《起居注册》作为史料时需优先选择满文本。

从《康熙起居注》看起居注馆裁撤的原因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十九日,康熙下令裁撤起居注馆。官方给出了各种裁撤的原因,将矛头指向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三月记注官陈璋、赵熊诏'私抄谕旨案'。实际上,通过梳理《康熙起居注》五十六年三月至五十七年三月的记载,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吏治腐败与康熙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是起居注馆被裁撤的必然因素。赵熊诏家庭变故与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梦参劾属员是康熙裁撤起居注馆的偶然因素。必然与偶然因素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康熙重提一年前的旧案,最终将起居注馆裁撤。

康熙起居注所见日常统治与南书房制度的萌生

康熙朝起居注不但为撰拟帝王实录提供真实可信的一手文献,对康熙日常施政的细致描述亦有资于理解制度的萌发与生成。康熙创设南书房制度的原因常被归结为沿袭传统、分权制衡或调和满汉。通过考察熊赐履对青年康熙的影响,可知在熊赐履离开御前讲筵后,康熙亟需文臣侍读左右,与之讲论经史,赏析诗书。设立南书房的缘起与初衷,需置身历史场景中体悟:康熙利用经筵日讲的机会考察众讲官,再单独召见青睐的文臣,命题测试其书法与诗歌造诣。除确认心仪人选外,康熙还在讲筵中尝试覆讲、亲讲等有益实学的进讲方式,并将探索经验移植到南书房侍讲中。经过长期谋划与准备,康熙正式提出选任文臣,入内廷侍讲,经大学士、翰林院议覆,康熙调整其初步设想,撷取张英、高士奇为首批入直南书房的文臣。探究南书房制度的缘起,可由起居注所载康熙日常统治的细节切入,发掘其中异常或重复的行止,理解皇权的施展与制度的形塑。

康熙皇帝詠长城

万里长城,气势雄壮,在保卫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安定方面曾起过非凡的作用。从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始,历经汉唐一直到明朝,不少朝代都对长城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清代康熙皇帝继位後,毅然停止了对长城的大规模修筑。这一决定不仅反映在他所下的诏书中,也明确反映在他咏长城的诗中。康熙一生中多次巡狩塞外并来往于北京和盛京之间,长城的不少著名关口,如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居庸关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也留下了他的诗篇。喜峰口,地处河北省东北部的遵化县境内,为长城的重要关隘之一。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因太皇太要到遵化温泉疗养,康熙陪同前往,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月二十日“设卤簿”、“出东直门”。

康熙帝の尊号を受けニとの八回拒否

封建社会皇帝、后、妃名号生前、皇帝尊号、皇太后徽号、后妃位号、封号。死后,帝、后妃谥号、祖庙升袝(訳注:先祖合祭)庙号。“尊号”皇帝。

“《长生殿》案件”新论

"《长生殿》案件"作为有影响的文学史事件,在诸如演剧地点、参加人员、处分情况、案件起因等关键问题上尚有争议,《康熙起居注》一则材料的发现对解决这些问题颇有助益。本文据此资料,对此案件提出新认识,推定此事件乃是黄六鸿挟嫌报复,以赵执信为主要弹劾对象,且赵在玩"马吊"时的戏言乃致隙之由,与当时"南北党争"无关,而且案件中受处分的官员只有赵执信一人,清廷对案件的处理从轻从宽。

纳兰性德东巡科尔沁诸旗,索伦诸部考

康熙二十一年、纳兰性德曾有两次东北之行。第一次是在春天,伴驾东巡,第二次是在秋天,奉使东巡,具体任务是宣抚内蒙古科尔沁诸旗和索伦诸部。宣抚科尔沁本应由理藩院执行。据《康熙起居注》,康熙曾严词指责理藩院:办事懈怠、不负责任。所以不得不派亲信侍卫纳兰性德到东北去。

妈祖进封天后时间刍议

妈祖进封天后的时间有五种说法:康熙十九年(1680年)、①康熙二十年(1681年)、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③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④乾隆二年(1737年)、⑤在妈祖研究中,通常均采用康熙二十三年进封天后的说法,但是否准确呢?下面,我试图通过初步的探讨来抛砖引玉。

满族古典哲学中的自然思辨

本文所谓“满族古典哲学”,包括以纳兰性德、曹雪芹、文康为代表的“伦理思辨”(即“补天”思想)和以康熙皇帝、纳兰性德为代表的“自然思辨”。满族古典哲学具有下列特征: (1) 民族性满族古典哲学的渊源,是满族古老的天命论,满族古典哲学的起点,是满族天命论中的“至诚观念”。满族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包括满族的杰出君主和杰出作家。满族古典哲学的产生,是满族古老的“至诚观念”与汉族传统哲学互相接触。

曹寅扈从巡幸五台山考

鉴于曹寅早年在京担任侍卫长达十数年,与康熙帝如影随形,将记载康熙帝活动的《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御制文集》《清圣祖实录》与曹寅自作《楝亭集》有关部分互读,可以考定曹寅至少两次扈从巡幸五台山,较为精确、细致地考索出具体行踪,确定《楝亭集》一些诗篇的写作时间,且激活一些原先无解的死材料。

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与动态结构——一个大问题,两个小例子

清代律典虽说是直接详绎《大明律》的产物,但由跨王朝的宏观视野来看,它至少是战国李悝《法经》以降历朝历代修律成果的结晶。经由顺治、康熙、雍正与乾隆四朝持续近百年的不断完善,至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终于告成刊行。至于定例,整个清王朝都在不断修订扩充,成为因时因事发展法律的重要方式。清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可概括为一事一例;它的动态结构,包括情理→律例,这是立法环节;律例→待审案件→情理,此乃司法过程;成案→通行→定例,可谓准立法程序。这一法律体系的基本特点,乃情理与律例永远处在开放的循环过程之中。《红楼梦》所述"探春断事"虽属"家法"的运行,但与《康熙起居注》所载"康熙折狱"对比分析,可清楚地探知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动态结构及其特点。

“《长生殿》之祸”之国丧说

清代作家洪昇因其《长生殿》而声名鹊起,却又因《长生殿》而获罪。'国丧说'成为'《长生殿》之祸'的原因之一。通过查考清代史籍《清史稿》《康熙起居注》以及清代史料笔记《郎潜纪闻》,可以进一步了解'《长生殿》之祸'之国丧说的本貌。

发现祖先手迹

那位先人从家门出去,一去就是 300多年.好在他留下了珍贵的手训,使后人们有可能在字里行间去凝视他那模糊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