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治理、廉政治理和难民治理中东变局后约旦政治治理及其限度

约旦哈希姆王国长期以来政局平顺,民众对君主的支持度较高。2010年的中东变局打破了约旦的平稳政局。约旦国王面对国内的抗议浪潮,围绕法制、廉政及难民问题积极推进政治治理。三种治理路径并行不悖,力图消弭政治治理中的法律缺陷,净化政治生态,维护社会秩序。虽受制于诸多因素,约旦以发展和治理为突破,乱中求治,避免了君主制政权面临倾覆的风险,国家政治治理能力得到提升。

廉政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实践向度

廉政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要求,现代化国家均具有很高的廉政治理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上所有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同样,中国式现代化也应当是建立在高度廉洁之上的现代化。因此,探讨廉政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和实践向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从内在机理上看,廉政治理不仅可以锻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而且能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促进人口大国文明程度的提升,促进共同富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和平发展。从实践向度上看,应建立青少年廉洁教育长效机制,多维度防范党员干部被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围猎,构筑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的新时代廉洁文化,持续治理生态环境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运用中国特色廉政哲学指导和平发展,从而推动廉政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与路径

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汲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经验教训、巩固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之制日趋完善、廉政改革全面深入、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效,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生发基础。今天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建设廉洁政治为目标,凝聚廉洁共识、发扬改革精神、强化法治思维,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将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推向新阶段。

廉政治理与党风廉政评价指标体系建构研究

党的十八大首次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第四大建设,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明确廉政建设目标,首次把党的纪律建设作为问题进行专门论述,在四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反腐败国家立法,要求加快建设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已经将廉政建设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查处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效率之高、解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行动之快更是前所未有,这有效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带动了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好转,推进了党风廉政治理。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已对进一步深化廉政制度建设描绘了路线图,但党风廉政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并不健全,亟待完善。因此,建构党风廉政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党风廉政评价指标体系做出科学设计,对当下的党风廉政治理的制度制定有重要意义。

基于治理理论的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研究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弥补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实现对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超越;其二,充分汲取和回应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遵循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传统廉政治理体系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政党力量主导与国家、社会力量虚弱的矛盾,多元主体参与主体间协同断裂的矛盾,政治廉洁与权力运行效率的矛盾。破解这些矛盾,需要政党、国家和社会力量在廉政建设中走向平衡和协同;需要区分不同权力行为的运行逻辑,通过分类治理实现国家廉政治理中廉洁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廉政治理的技术应用及超越:系统集成的智慧纪检监察模式研究

智慧纪检监察是信息技术和纪检监察业务的深度融合,可以助力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地方实践中,虽出现了大数据监督、工作流程优化和智慧化平台等三种模式,但总体上还较为谨慎。系统集成的智慧纪检监察由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业务应用模块、协同治理机制、基础设施、技术保障和法律制度等共同构成,其关键是治理而不仅仅是技术。智慧纪检监察可以解决我国廉政治理中的诸多短板,但需要平衡好公民权利和技术监督、政治安全与技术反腐、循数治理和数据安全、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之间的张力,实现基于技术但又超越技术的廉政治理。

廉政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门阶条件

腐败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几千年来的毒瘤。严重的官员贪腐会毁损政府的公信力,侵蚀民主法治大厦的根基,扭曲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增大经济交易成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降低公民生活品质,污浊社会风气。因此,以零容忍的态度反对腐败而推进的廉政治理,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门阶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治理能力提升,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包含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这三大治理的核心是政府治理,而政府治理的核心是廉政治理。

基于整体性廉政治理的地方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研究

在整体性廉政治理语境中,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方式有助于实现公共权力的优化配置、分享与制衡,有助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近年来,我国的地方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派驻监督职能有所强化,但困扰地方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的深层次问题犹存,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地方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的改革,推进廉政治理现代化。

协同治理与廉政治理现代化:基于深圳前海廉政监督局的研究

廉政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和动力机制,推进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多方监督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协调配合。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协同治理理论为廉政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深圳市前海廉政监督局从廉政主体协同、过程协同、要素协同、技术协同四个维度形成了廉政协同治理模式。这一创新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廉政治理中的监督真空与距离问题探析——以纪检监察派驻体制为例

如何化解权力监督中"真空"与"距离"问题,是廉政治理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廉政治理形式,纪检监察体制长期以来亦面临此种困境。作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和全覆盖,对于优化和完善纪检监察双重工作领导体制,化解监督真空与距离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纪检监察派驻体制的安排,通过统一管理,强化独立监督,有助于化解监督真空困境;通过"内嵌于"驻在部门,强化全程、全方位的"参与式"监督,有助于化解监督距离困境。廉政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监督真空与距离的化解,而监督真空与距离的化解,一是要确立权力制约的思想,赋予廉政机构应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二是要推进廉政治理机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明确和理清廉政机构运行中的权责关系。

走向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陈国权教授访谈录

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呈现出"系统性腐败"的特征,其背后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高廉政风险。陈国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系统性地论述了政企统合治理模式中所隐含的高廉政风险以及地方政府既建设法治又破坏法治的矛盾现象。"法治悖论"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治理中存在着三重逻辑,经济逻辑往往优先于法制逻辑。为此,只有建立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法治控权,强调监督与制约并重,完善廉政问责机制,才能真正走向权力法治和廉政治理。

商业贿赂的廉政治理

商业贿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行贿方的需求与受贿方的供给本身存在着供需关系,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商业贿赂的受贿主体身陷其中,危害了国家廉政制度,损害了政府与执政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能力,商业贿赂的廉政治理:一是加强廉政立法之间的衔接。二是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三是加强商业活动的透明度,健全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

中国内地与香港廉政治理的多维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内地和香港廉政机构的独立性、廉政机构的内外部约束机制以及公民精神等视角进行比较和总结,分析了我国廉政治理中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了加强我国廉政机构的必要独立性、强化廉政机构的外部约束以及从制度上保障公民反贪零风险等相关建议。

韩国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是国家为实现对国家社会的廉洁治理而设置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的总和,亦包括支撑这些制度体系的价值体系。在反腐倡廉方面,韩国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式,使反腐斗争从运动式反腐的低级阶段,成功过渡到制度式反腐的高级阶段,推进了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设。韩国廉政治理体系建设为我国当前制度反腐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十八大以来廉政治理的主要特征及价值意蕴

坚持依法依规、德治教化和政治生态重构,是十八大以来廉政治理的主要特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廉政治理的重要导向,即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坚持"法治、善治、吏治"的价值目标。这对于推动廉政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大数据时代廉政治理的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

大数据治理不仅是治理技术的一次创新,更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思维的一次全面革新。大数据与廉政治理现代化之间存在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效能的三重契合,是推动廉政治理现代化的技术动力。当前大数据在国家治理在技术执行过程中还面临数据安全、数据真伪、数据管理、数据情景等现实挑战,需要从制度、技术、人才、思维层面进行完善与优化,推动大数据时代廉政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过程中廉政治理的生长点

近年来,在多元利益分化、中国协商民主体系化、村民民主自治困境等现实逻辑下生长出的农村协商民主,有效推进了农村公共事务解决,拓展了农村治理新空间,但协商民主制约监督村级权力运行、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价值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事实上,协商民主这一价值体现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补充民主选举,规范权力生成方式;融入民主管理和决策,制约权力运行;推动民主监督,完善村级权力监督体系,因而可成为廉政治理新的生长点。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廉政治理中,还需加强协商民主自身建设:衔接高层协商与基层协商,创新协商民主具体路径;改善农村政治贫困,培育协商主体公共理性;构建协商民主制度,规范村民参与程序;准确定位参与主体,保证协商民主质量。

“互联网+监督”:廉政治理精准化的实践路径

"互联网+监督"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纪检监察业务在线化、数据化,将纪检监察业务延伸到线上,网络监督引入线下,形成线上线下主体互动和业务贯通。"互联网+监督"实现实体监督与互联网监督的融合,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线上线下模式是"互联网+监督"的具体应用,即通过纪检监察信息化平台与网络新媒体监督平台有机整合,实现形式对接、内容贯通、主体互动。"互联网+监督"线上线下模式关键要树立互联网思维,构建统一的信息平台,完善协调机制和制度,保证监督对象的信息透明和监督手段的切实管用。

廉政治理视阈下高校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管理微探

廉政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经济责任审计能够揭示和预防腐败,其与廉政治理关系密切。当前高校经济责任审计存在有效性不足等突出问题。对此,应构建包含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在内的高校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管理体系,有利于发挥高校经济责任审计反腐功能,进一步推进高校廉政治理。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海关廉政治理能力现代化初探

廉政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新廉政体制机制进程中,需要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丰富廉政治理能力内涵。本文从大数据有关理念出发,在实践方面从五个角度探究推进廉政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提高源头上数据生成能力,推进业务系统化运行;提高纵向上节点控制能力,增强内部风险度掌控;提高横向上数据扩展能力,开展内外部风险双析双控;提高结果上数据发声能力,增强廉政绩效考核;提高内外部数据开放能力,推行阳光行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