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之理: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廖平既是华夏世界中颇具代表性的经学家,也是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家。在尊孔的原则下,廖平的经学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深厚的、源出于儒家的思想基础与法理依据。廖平经学先后经历了“六变”,其中的“前三变”,分别着眼于经学上的“今古之分”“尊抑之分”与“小大之分”,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持续不断地为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变法之议”奠定了“变法之理”。廖平关于“变法之理”的阐述,既展示了其经学的法理向度,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法理学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成就。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演进过程来看,廖平的法理学既是儒家的法理学,同时也是玄想的法理学,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

礼制与今古——陈立、邵懿辰影响下的廖平思想

廖平前三变的经学均有着深厚的清学背景,陈立与邵懿辰的理论正是廖平建构“今古学”体系的两大重要支柱。廖平第一变时期以礼制区分今古出于陈立的影响,只是廖平将陈立强调的殷周礼制之别转化为了《周礼》《王制》典籍之别。廖平第二变时期以真伪区分今古的做法完全基于邵懿辰的理论,只是廖平以今古学对立的框架将邵懿辰的“六经完备说”改造成了“今学完备说”。廖平第三变时期强调今古的小大统之别,看似摆脱了陈立、邵懿辰的影响,实则其学说中仍余留了大量陈、邵对礼制问题的认识。

国学研究的新收获──读《廖平评传》

国学研究的新收获──读《廖平评传》郑万耕晚清以来，随着救亡图存思潮的兴起，逐渐出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子是涌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国学大师。而四川的经学大师函平，就是这灿烂群星中一颗奇特的亮星。廖平自．１８５２年出生，到...

康有为剽窃廖平说质疑

关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思想渊源,学界在是否剽窃了廖平问题上有截然对立的两种看法。此中的不足之处在于,多只局限于从言论的争吵中取得证据以证明此案,少有综观康有为全部著作以求勾勒其思想之流变,如忽略康有为的书学论著《广艺舟双辑》中的今文经学思想就是明证。其实,在著《广艺舟双楫》时期,康有为已经具有今文经学思想,并应用于书学理论研究,且形成完整的书学理论体系,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的形成似与廖平无关。

廖平经学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廖平经学六变的学术道路及其变因的研究上。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另外,关于廖平和康有为经学思想师承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在这方面出现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问题越来越明朗,但真正解决仍需时日。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学术主体的思想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新评价廖平的经学思想,我们对廖平的经学思想的认识才会更为客观和全面。

“时风”与“士风”影响下的廖平与郭沫若

廖平与郭沫若都是生活在变革时代的四川学人,他们的人生选择和思想学术,必然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反映地域文化的影响。认真梳理廖平经学与郭沫若史学的共同点,可以看出他们对蜀学传统的继承。

“素王”与“受命”——廖平对今文经学“受命”说的改造与发展

＂素王改制＂之说是晚清今文经学所要努力达到的学术目标之一。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廖平的《知圣篇》算是论述＂素王改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从总体上看,两书的主旨极为相似：它们都认定孔子身位应为＂素王＂而非＂先师＂;它们都声称孔子定六艺乃是＂作新经＂而非＂述旧史＂;它们都坚信儒家经书中暗寓着孔子为后世所立的＂一王大法＂,即所谓＂素王之制＂。

清儒的“三世”说与廖平的“制度”论

清代今文经学家谈论"三世说",有着独特的学术关怀和理论旨趣,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廖平在批评何休"三世"旧说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一套新的经学制度论。他认为谈论"三世"不必拘泥于"所见""所闻""所传闻"的划分,只要能够牢牢把握住"世变之大纲",探索因应"世变"的不同"书法",以及与之相应的"治法",就符合今文"三世"说的精神。在廖平眼中,"据乱→升平→太平"实际上就是"过去→现在→将来"。他用这一模式重新划分《春秋》的不同阶段,并把这种划分按照"验小推大"的方法扩展到《尚书》。

经术与诸子:廖平、蒙文通的经史传承与民国学术

对经学价值的探讨是近代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从廖平到蒙文通的学术传承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蒙文通对经学的研究侧重于对学术自身发展与演进轨迹的探讨,他打破了传统经学研究的壁垒,注意到先秦诸子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并以此解释经学的周秦之变。基于对儒家经解的研究,他将诸子之学纳入儒学系统中探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学研究方法。蒙文通经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与其师廖平的学术传承密切相关。蒙文通虽然不认同老师廖平晚年的观点,但廖平的"大小"、"天人"学说却打通了诸子间的壁垒,且暗合中国传统学说整体化的时代趋势,从而为蒙文通的经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蒙文通在廖平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孔子的权威,也就在廖平处解放了诸子。蒙文通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清季民初的经学归宿为何的历史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的发展,但其治学宗旨是强调经学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特殊价值,从而为经学正名。

孔子“述而不作”吗?——廖平对今文经学“制作”说的改造与发展

"制作"说是汉代经学"素王"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汉魏以后不断有人对"制作"说提出质疑和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杜预和朱熹。晚清今文学家廖平试图在回应这些批评和质疑的基础上重建"素王"论。

从廖平的经学看经学在近代的转型

廖平一生学经六变,就其经学理论而言,不脱尊孔尊经的基调。但是,廖平所尊的孔子已经不是传统经学的孔子,而是带有近代色彩的孔子;他所尊的六经也不是传统意义的经学经典,而是带有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的近代时代特征。廖平的经学体现了经学的近代转型。

论廖平1880年并未转向今文经学——“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辨析

廖平入读尊经书院后学思两变,自称第二变是"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学术界据此认为廖平自1880年开始,在王闿运影响下,厌弃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但细检相关史料后发现,研究者推证廖平学思二变的契机发自王闿运入主尊经讲席的证据虚空不实。廖平从1881年至1886年间一直从事文字训诂之业,并且始终强调"治经之道,不能离声音训诂"。廖平"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真正意蕴,是主张跳出琐碎的名物考订,着力推寻经书条例、解证经典大义,由勤学变为深思会悟,但他的经学立场和治经方法并无明显变化,直到经学二变后才一度转向今文经学。廖平治学在庚辰以后得入新境,既要归功于他对专治小学训诂弊端的自省,又是他不喜记诵、长于悟思的个体特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刚到尊经书院的王闿运没有直接关系。

风云际会的晚清新经学转型——张之洞与廖平的师生交往及其学术史意义

前人有见于张之洞和廖平学术面相之异,而未深究张廖学术实质之同,或以避免"逼贿"、"惧祸"之嫌疑而曲为辩说,反而遮蔽张廖契合之真相。张廖师生爱国尊儒、援西护中,在晚清经学转型过程中,前期殊途同归,后期若合符节,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共同努力中做出卓越贡献,奠定了新经学基本范式,彰显了中国传统永恒的普适价值和非凡的当代意义。在中国文化百年劫难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无逃于"古今中西"之争问题意识,因而由张廖奠定的、"中体西用"为特征的新经学范式,也是最可借重和极富启发性的中国文化重建和当代儒学复兴的基础理论。

经学大师廖平评传

经学大师廖平精熟汉师家法,长于礼制,善说"今古",度越前贤伦辈。廖平学经六变,其"一变二变"最可观。其"尊今抑古",具有社会和学术两大效益;其疑古精神、素王改制思想,导致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进而引发了对中国古代文明、古史系统进行重新清理的"古史辩"运动。廖平为学屡变,而不变者是尊孔尊经,"尊孔"是尊"托古改制"之孔,"尊经"是尊为后世制法、因时制宜、为时损益之经,实质是欲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改革的"立足点",因此廖平之学术创见具有振奋民族自尊心之功。但是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廖平接受西方新学说、新理论十分有限,以致六次改变其说,亦未能自安,用心可嘉,而其实功未竟,这正预示了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过渡的必然趋势。

廖平“谷梁学”体系研究初探

《春秋》三传之中,以《谷梁传》发展最为沉寂,虽然代有传授,却终未成为"显学"以行世,晋元帝称其"肤浅",梁启超谓之"微微不足道",历代评价甚低。然揆诸史实,清代中叶以后,"谷梁学"迎来了继西汉、隋唐之后发展的最高峰,在文献类型、种类、数量等方面,清代"谷梁学"呈现出井喷态势,而廖平"谷梁学"作为一种新的经学研究范式,它以遵循鲁学师法、家法为原则,以阐发"微言大义"为旨归,以"尊孔尊经"为基调,以"素王"说作为理论内核,系统总结出了14类书例,是一个内涵清晰,理论完备的经学体系,成功解决了"谷梁学"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问题,使其成为能与"公羊学"、"左传学"比肩的专经之学。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还是从体系完备程度和所涵盖的范围来看,廖平"谷梁学"所取得的成绩在清代谷梁学者之中,无人能出其右,成为谷梁学史上最为耀眼的明珠。

廖平经学与中国哲学

廖平经学在现代中国的哲学史叙事中显得极其尴尬。冯友兰等哲学史家一方面承认它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觉得它毫无价值。这种自相矛盾的看法体现了哲学史研究的内在困境。廖平全面继承了汉唐哲学的思想方法,把"比附""验推"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但是,因其不够"客观"和"科学"、缺乏"逻辑"和"实证"而被现代"哲学"所鄙弃。廖平思想与宋学开山人物之一邵雍有着隐秘的关联,他把邵雍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结合经学资源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廖平以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在他自己开辟的论域里回应宋儒争论的问题。

廖平的兼治三传与《三传折中》

廖平《春秋》学的特点,是兼治三传。所谓“三《传》镌后,别为《折中》”。即在兼治三传的基础上,力求三传会通。认为三传同源,所说经义大同小异,而历来治《春秋》者过分夸大三传的区别而忽视三传在经义上的大同,实际上完全蒙蔽了三传的真意。由此,廖平指出:《春秋》三传或文异而义同,或各明一义而皆可通,或须会观三传而《春秋》之义始明。因此,三传同出一源,同为解经之作,大纲宗旨并无不同,甚至最终否定了经学今古的壁垒。廖平会通三传,首先是论证《左传》与《公羊》、《谷梁》二传一样,都是解经之作,二是以三传经义的大同来弥合三传文字的小异。尽管他会通三传的结论仍有待于深入论证,但其兼治三传的学术思想則是值得肯定的。

廖平对《左传》认识

廖平在《左传》的今古文归属问题上的认识有前后的明显变化,在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对《左传》从史学著作到解经之书的认识变化。廖平论证《左传》为解经之书的方法,就是将《左传》的内容分为记事和义例两大类——记事为《传》,义例为《说》。从而解决了经学史上《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的疑难。把历来被认为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一变为解经的《春秋左氏传》了。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