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文艺界的两派

抗战时期延安文艺界有两个派别:暴露派与歌颂派。一个要揭露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一个要歌颂光明。这两条文学路线的分歧,在上海革命文学运动中就已存在。这就是主张直面现实人生的鲁迅与重于阶级意识宣传的"革命文学家"们的矛盾所在。延安文艺论争,实际上是上海文艺论争的继续。但在"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下,暴露派受到了批判,歌颂派得到了重用。而这个原则给文艺事业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值得认真总结。

延安文艺界整风与革命知识分子的生成

延安文艺界整风对现代文艺的走向有着转折性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大都围绕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展开,着重从理论层面考察创作中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批评的功用等议题,而对文艺界整风的历史语境、核心难题及解决途径等缺乏更为深入的讨论。而从这三个层面展开讨论,对理解延安文艺界整风与革命知识分子的生成有所帮助:其一,在整体危机背景中,考察政党与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分歧及其根源;其二,揭示出延安整风之前文化人中存在的宗派主义、脱离群众等问题,指出整风的必然性、必要性;其三,指出革命知识分子生成与中共领导下群众政治的密切关联,正是以整风带来的革命实践的整体性、结构性变化为基础,文艺界下乡才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知识分子才逐步达到了“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的目标。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感悟文艺工作的初心

延安整风期间,为解决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我们党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深刻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结合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存在的问题,系统阐述了党的文艺工作理论和政策。他鲜明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感悟文艺工作的初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为人民而作,为人民而歌——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就文艺工作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明确了文艺工作必须坚守人民立场,廓清了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一些思想谬误,对充分发挥文艺的力量动员群众、保障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1942年初春,在国民党重重封锁下的延安,一场以肃清王明"左"、右倾错误思想影响为目标的运动,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主持下拉开了序幕.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演说<整顿党的作风>,明确号召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以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用文艺的方式解决文艺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历史精神再解析

75年前的春天,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是为了化解当时延安文艺界内部团结问题,以及文艺队伍与军政队伍的矛盾对立情绪,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以毛泽东、凯丰个人名义。

延安文艺工作者眼中的毛泽东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化人从全国各地会集到延安。当时到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他们的立场还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也还需要一个从口头承认到思想上感情上彻底解决的过程。虽然这些问题不能说是延安文艺界的主流。

大生产运动与延安文学的叙事选择

长久以来,研究者们通常只关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延安文学叙事(包括主题、策略等)的影响,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大生产运动。其实,相对于文艺整风来说,大生产运动才是转向后延安文学更为具体、真切的生成语境。周扬曾说,'自’文艺座谈会’以后.

延安两大文人集团“文抗”与“鲁艺”的观念分歧

文抗和鲁艺是抗战时期延安最有影响的文艺机构,以二者为中心形成了解放区文艺界两大文人集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两派文人围绕着"写什么"和"怎样写"展开了一场激烈论争。这场论争并非肇因于意气用事或宗派纠纷,而是存在着更深层次的观念分歧。在此后的当代文学进程中,类似的观念分歧仍然反复显现,以至衍化为体制化文学语境中无从化解的悖论。

《新中华报》“文艺版块”的特点及其成因

1937年1月29日创办、1941年5月15日终刊的《新中华报》,上承苏区而来的《红色中华》报,下启《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在延安时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同时,也是延安前期主要的文艺阵地之一,对延安文艺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中华报》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专版的文艺副刊,但以栏目方式存在的《新中华报》的'文艺版块'也相当引人关注.

路遥与《延安文学》

路遥与《延安文学》关系密切,把延安文学杂志社当作自己的半个家,而延安文学杂志社的同仁也把路遥当作自己的家里人。1973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就陆续结识了延安文艺界的人士。1976年延大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陕西文艺》担任编辑。

延续与升华——纪念延安精神

1942年5月间,延安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以及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等场合不止一次地论及文艺事业的重要性,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时移境迁,

《讲话》历史谱系的建构(1942-1966)

从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讲话》经历了多种角色合力的历史谱系建构,其中,毛泽东对《讲话》文本发表的精心考量、行政机关和文化机构的政治宣传具有主导性作用。而《讲话》针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从一开始被批评的角色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到这一话语的建构之中,虽有歧见的'裂隙'隐现,但他们通过思想改造和文学批评不断地实践着、固化着《讲话》的权威性和'正确性',扩展着它的边界与功能。

秧歌是这样开发的

扭秧歌,是永远令人神往的。跻身革命群众的歌舞乱阵,和着震天动地的锣鼓节拍,不断有节奏地扭动着个体身躯,气喘咻咻,浑身发热,彼此召唤,相互感染,一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革命集体情绪就在队伍里被迅速激发起来。这是延安后期中国革命的歌舞,是以延安“鲁艺”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意识形态,对民间传统秧歌舞的现代化开采开发,而创造出的中国革命红色流行文化。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文学场域视野下的《荷花淀》发生学研究

一、《荷花淀》发表前后据《孙犁年表》记载:“1945年5月15日,短篇小说《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载《解放日报》。这篇小说的发表,震动了延安文艺界。”然而,遗憾的是,小说的发表虽然引起巨大反响,但围绕小说的评论却并未及时跟进,直到建国后许多年,相关文章才陆续出现。

毛泽东如何化解萧军的牢骚

毛、萧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有点特别。1938年3月22日,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想见又担心造次,就派秘书和培元先行到招待所探望,并向萧军询问:愿不愿去见毛泽东?萧军回答:我打算去五台山打小鬼子,只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这个回答似也在理,但透出的傲气容易给试探者带来心理波折。毛泽东毕竟是大政治家,你不来我就去。他专程到延安招待所拜访,还邀上丁玲、聂绀弩等萧军旧识相陪,

在清凉山——《陈企霞传》节选

调往<解放日报> 企霞在青委工作很忙,郑重要在家里照顾吃奶的孩子,她怕孩子吵闹影响企霞工作,就带着孩子搬到病人和家属休养区的窑洞去住,有段时间夫妻二人谁也顾不上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