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新女性”婚姻家庭观念的重塑——以袁静《刘巧儿告状》为考察中心

延安时期婚姻家庭的变革是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刘巧儿告状》是袁静于1944年根据陇东传统婚姻纠纷案创作的秦腔剧本,不仅借此宣传了当时实施的婚姻家庭变革制度,而且还在文本中表达了“新女性”对婚姻家庭观念制度的某些思考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回应。这种历史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在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验证了个人与家庭、国家之间建构的关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阈下的延安时期党外人士座谈会

争取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胜利的政治诉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延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边区“三三制”政权得以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与非党人士的合作过程中,将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三三制”补充形式创立起来。延安时期党外人士座谈会,在民主实践及制度形成等方面探索和培育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模式及其政治文化形塑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统一战线的民主形式,深深内构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肌理之中。

“融”与“变”——从《白毛女》的艺术表现机制看延安时期戏剧创作的历史经验

从艺术表现的内在机制而言,新歌剧《白毛女》的经典性主要体现在音乐表现机制的创新性,即西方歌剧体式中中国传统戏剧音乐元素的“融入”和经创造性转化后产生的“新变”两个方面。这种内在于艺术本体的生成路径,不但促成了新的音乐艺术元素在整体艺术架构内的和谐共存,且较为圆满地坚持了歌剧的基本艺术特征,从而形成了延安时期戏剧创作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一历史经验在当时的新秧歌剧和平剧改革中已有一定的呈现,并对当代戏剧的民族化路向与现代化探索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连贯空间·图像纪实·政治认同——延安时期摄影展览的效果及传播功能考察

延安时期摄影展览作为一种迥异于传统书画展览的新兴视觉表现形式,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组织者在筹办摄影展览的过程中,应用了空间-内容连贯性设置、正反典型对比等多元化的布展策略,这不仅在情感上为边区民众进行赋能,也作用于边区民众的实践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出于战时语境和政治叙事的需要,摄影展览逐渐让渡为一种视觉装置,对中共的话语政策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具象化生产与阐释,进而形塑了边区民众的政治认同。

延安时期戏剧作品的劳动叙事及其文化表征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倡导大生产运动,间接完成了对边区军民的组织动员工作。“劳动”作为关键词频繁出现于延安时期的戏剧作品中,“劳动”与戏剧以连接边区军民民族国家想象的姿态出场。有关劳动叙事戏剧作品的涌现,既是戏剧生产组织对边区中央政策的主动响应,亦是剧作家群体在充分考量边区军民主体情感诉求基础上的有意识书写。延安戏剧作品作为文学作品中最具典型性的“文本”,通过劳动叙事及其文化表征,具象呈现了边区“新人”的形象塑造与“新式家庭”的生成过程,进而有效激发了军民团结抗战的革命热情,促进了新的革命主体的生成。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历史叙事与价值意蕴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迈向世界的重要起步阶段,有其特殊的话语背景、独特的话语建构方式、鲜明的话语内容和丰富的话语表达方式。为了澄清国民党的“污化”和国际社会的“猜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外宣工作,积极成立“外宣”机构,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积极开展细致而周到的接待,充分发挥各种媒介的作用,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的自主、能动、诚挚、热情,全面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担当作为、自由民主、自信自立、为民服务等国际形象。探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的历史叙事,对新时代中共提升对外话语能力,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逻辑、理论基底与体系构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蕴含“三位一体”的历史逻辑,即以对“中华民族”国族概念与其共同体内涵的辨析论证为思想主题,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为平台基础,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探索为现实路径。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追溯推究中华民族的演化过程与内在结构,剖释缕析中国族际关系的共同体性质,擘肌分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各民族自治的关系机制,同时围绕组织领导、民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思想宣传、关系协调等多维度,形成了互为支撑、有机联系、协调统一的操作系统,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群众生活中有具象载体,在媒介传播中有形象呈现,在民族交往中有意象嵌合。

论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教育工作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教育工作。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教育工作大致可以概括为国难教育、国防教育、生产(经济)教育和整风教育、战时(解放战争时期)教育这四个阶段。延安时期,党中央给予教育以非常重要的地位,明确制定了教育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的方针政策及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特别是“两次教育改革”在中国共产党教育史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页。延安时期教育工作的宝贵经验已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解放日报》建党纪念日社论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以《解放日报》为载体,通过建党纪念日社论的特殊方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追求不仅完成了从理论探索到具体实践的转换,而且也呈现出以“抗战”与“民生”为中心的历史性内涵。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使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新政策的实施让边区人民的“民生幸福”得到了初步实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对日作战中完成着“中华民族之复兴”的“最主要任务”,而中国共产党也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得了自己的“政治领导责任”。

任弼时对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贡献——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对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延安时期,任弼时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深刻思考党的政治建设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党的政治建设进行艰辛探索,形成了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他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推动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与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开展了斗争。延安时期,任弼时对党的政治建设的探索,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实践、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时代我们党加强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百年回眸: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语文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两场影响深远的语文运动。一是新文字运动,一是语言大众化运动,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延安时期的新文字运动,为更科学合理、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字改革做出了宝贵的探索。语言大众化运动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语言作为民族语言资源来建立起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语言风格,最终确立了大众语与现代汉语的话语范式,对整个20世纪的现代汉语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融合”与“坚定”——论黄钢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

黄钢在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有着一个熔合旧知识与学习新思想的发展过程。创作初期他以擅长的镜头化语言入手,丰富了报告文学的创作形式,后通过近距离感受抗战前线真实生活,并在党的思想熏陶下,政治意识得以跃升,开始在创作中着意融合政论基调。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黄钢进一步坚定了创作的政治方向,这不仅奠定了其后的创作基调,形成独具一格的报告文学风格,也促进了延安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

延安时期任弼时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探索--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这一时期,任弼时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始终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严明党的纪律,要求全体党员严格遵守纪律,加强党内纪律教育;整顿不良作风,发扬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开展党员教育和干部教育,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延安时期,任弼时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探索,使党在自我革命的淬炼中更加坚强有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重要保障。系统总结延安时期任弼时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开辟党的自我革命新境界具有重要启示。

延安时期红色歌曲的生成逻辑、艺术风格与艺术价值

红色歌曲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以歌颂党的领导、弘扬革命精神、赞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等为主题的一种新的艺术类型。延安时期的红色歌曲,以其简洁明快的旋律、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对革命的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红色歌曲融入民间音乐元素,使其更具魅力和感染力。这些歌曲不仅记录了历史风貌和人民情感,不仅具备一定的艺术价值,还蕴含着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对激励今天的青少年和人民投身民族复兴大业,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延安时期“读书识字”题材新年画的文化现代性考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艺术家就地取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年画的传统形式,创作出一批以“读书识字”为题材的新年画作品,展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视觉新范式,开启了中国式美术文化现代化的序幕。这些作品以农村妇女儿童等“文化弱势群体”为主要表现对象,表现了解放区妇女儿童接受文化知识、挣脱封建束缚、参与社会事务的新文化生活场景,也表达了革命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与价值重塑。相比以“文字下乡”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式扫盲,“读书识字”题材新年画在教育感化、现实书写、价值观重构等方面具有更丰富的文化现代性特质。

延安时期革命青年的斗争精神探析

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岁月沉淀的重要精神财富。延安时期,来自海内外四万多革命青年,为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奔赴延安,为全国抗战和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注入新的能量。在党的领导下,革命青年们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在革命实践中,与自己做斗争,锤炼自身体格、重塑思想感情;与自然做斗争,树立劳动风尚、提升劳动技能;与敌人做斗争,战场英勇杀敌、后方模范服务。“斗争”作为中华民族鲜明的精神特质,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传承和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代青年应继承延安革命青年的斗争精神,并将其转化为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的精神力量,助力民族复兴。

延安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以中国国情及革命实践教育青年、引导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赢得和培养青年的过程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并培养出一大批能够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深入剖析中国具体实际并指导革命实践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极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力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抗战的现实需要出发,对传统文化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期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辩证理性地看待民族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初步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指导原则,并从实践上探索了继承创新传统文化的路径和方法,正确处理了批判继承与改造创新的双重关系,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延安时期刘少奇共产党员修养理论探赜

延安时期刘少奇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并将其看作是在政治素质、理论学习、组织纪律和作风道德等四个方面的自我革命。在具体实践中,他强调提高政治素质是修养的重要指引,重视理论学习是修养的基本途径,加强组织纪律是修养的底线要求,淬炼作风道德是修养的必要补充,最终通过党员个人修养的提升,凝聚起党组织强大的战斗力。延安时期刘少奇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作为保持共产党员纯洁性和先进性的教科书,对于新时代锤炼党员的政治品格、明确党员的学习方向、严肃民主政治生活以及涵养清正党风政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民间音乐采集的历史探赜与经验启示

由“鲁艺”音乐家群体开展的民间音乐采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是延安时期中国新音乐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抗日救亡、社会革命背景下完成的,有目的、有计划,具有明确政治导向的音乐实践活动,在民间音乐采集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曲谱集与音乐研究论著,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音乐事业建设具有开拓性意义,对延安时期民间音乐采集的历史价值进行探索,能够从中汲取相关经验,为当代学术研究带来种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