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训谕博弈:延安现实主义诗学审美路向透视

中国在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时,忽略或弱化了对现代性批判这一极为重要的内涵,而是强化了对封建主义、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否定。20世纪40年代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变异,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使它加速偏离经典现实主义的轨道,向革命古典主义方向发展。把新古典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阈,是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一个创造性贡献,也是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政治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现实主义的训谕功能。

训谕性彰显:延安现实主义诗学价值重构

延安现实主义诗学对训谕性和真实性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重构,这是在继承中国新诗现实主义传统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诗学模式。其主要理论建构就是把训谕性从真实性中凸显出来,确定了训谕性决定并规范真实性的原则。训谕性的彰显,促进了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成熟,但也陷入了艺术性和主体性缺失或弱化等文化困境。

断代诗学的突破与重构——评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

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通过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浪漫主义倾向的"七月"派诗学和"九叶"派现代主义诗学的理论形态、内涵、价值,以及相互间并峙、互补关系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地把握上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的观念、思想与精神,在断代诗学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突破和重构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