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秧歌剧的剧本特点及音乐手段

延安秧歌剧蕴藏着丰富的戏剧文化内涵。因宗教仪式转化为戏剧交流功能形成的广场歌舞剧样式,狂欢本性中所体现出的喜剧风格及教化要求,在其文学创作中都有具体的显现,最终形成了自身的剧本特点。"选曲填词"与"一曲多用"的音乐创作手法虽然简单,但在处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情绪的表达以及剧情结构的设置等诸多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对延安秧歌剧创作经验进行总结,有利于对当今中国歌剧的文学和音乐创作。

歌舞成剧:延安秧歌剧的形式政治——以《兄妹开荒》的艺术革新为例

作为延安秧歌剧的代表性文本,《兄妹开荒》充分体现了现代革命政治对民间艺术的吸纳与改造。该剧改编眉户、练子嘴等民间音乐形式,使之与革命政治观念相契合。其兼采秧歌舞和生产舞,改伞头为镰刀斧头,取五角星舞形,重构民间仪式和政治象征的关系。除局部采取"表演唱"等传统演出技法外,更注重念白,强调戏剧表演的真实性,增加秧歌剧的话剧色彩。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延安秧歌剧通过音乐、舞蹈和戏剧形式的整合,成功创造出一种"整体艺术"类型,其形式变革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然而延安秧歌剧不同艺术形式间的冲突,如"话剧加唱",在反映现代革命政治创生新型艺术形式的文化逻辑的同时,也揭示出这一文化逻辑的内在困境。

重构民间性与大众化：延安时期秧歌剧的革新及传播

新秧歌剧运动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知识分子的民间化走向以及重构文学大众化的文化姿态。民间艺术形式与抗战、革命主题的高度契合,新的话语言说方式与地域文化形态的对接交融,广场演出的大众狂欢传播效应,构成了延安新秧歌的鲜明特征。它不仅为当时的戏剧发展提供了示范和借鉴,也为当下我们所关注的振兴民族戏剧的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延安秧歌剧体裁特征的再认识--兼论延安秧歌剧在百年中国歌剧中的历史地位

延安秧歌剧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生成的新型革命戏剧样式,具有基于陕北民间秧歌,以及先前“左翼”戏剧、苏区戏剧、延安早期歌剧的体裁特征。它在表现形式上对以《白毛女》为起点的解放区“新歌剧”产生了积极影响,为表现现实斗争的“新歌剧”提供了形式参照和创作经验。关于延安秧歌剧体裁及其表现形式的再认识,无疑是深化其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真正认识其历史地位的重要前提,因此,延安秧歌剧研究需要立足于其“题材”,更应着眼于其“体裁”。

延安新秧歌剧形式的传承与出新

从形态呈现和唱腔曲调等方面看延安新秧歌剧如何对民间秧歌、秧歌戏加以传承、改造、出新。

改造“二流子”话语的再解读——以延安鲁艺文艺精神为中心

改造“二流子”话语以秧歌戏的形式表达出来,实则是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在为工农兵服务过程中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借鉴与成功转化。成功改造“二流子”作为八十年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全社会、管理社会的重要成果,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除了保障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风尚之外,实则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管理全社会提供了一次成功的管理经验。延安文艺中的秧歌剧、小说创作则以现实主义为指归,积极呼应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实践,对这一历史壮举做出合乎历史,又关注世情与风情的写法,给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较为优化的思路。改造“二流子”是包括延安秧歌剧在内的延安文艺的重大题材之一。改造以好吃懒做、带黑恶流氓性质、影响边区生产生活稳定为特征的“二流子”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及政权建设的需要。改造“二流子”部分解决了边区政府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有助于改善彼时广大乡村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在具体改造过程中,改造“二流子”带有翻身与“翻心”的双重性,翻身相对简单,“翻心”更具难度。改造“二流子”运动再现了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治理,规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大能力与俗雅音乐文化相结合的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治理的历史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