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训谕博弈:延安现实主义诗学审美路向透视

中国在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时,忽略或弱化了对现代性批判这一极为重要的内涵,而是强化了对封建主义、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否定。20世纪40年代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变异,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使它加速偏离经典现实主义的轨道,向革命古典主义方向发展。把新古典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阈,是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一个创造性贡献,也是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政治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现实主义的训谕功能。

训谕性彰显:延安现实主义诗学价值重构

延安现实主义诗学对训谕性和真实性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重构,这是在继承中国新诗现实主义传统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诗学模式。其主要理论建构就是把训谕性从真实性中凸显出来,确定了训谕性决定并规范真实性的原则。训谕性的彰显,促进了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成熟,但也陷入了艺术性和主体性缺失或弱化等文化困境。

19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

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诗学为主流的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主要是在西方和前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浸润下,尤其是从"左联"革命诗学和毛泽东的《讲话》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而生成的。它既发挥了革命诗学的"理知主观"之长同时又吸纳了"客观写实"之优点,其理论构成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诗中的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典型,其身上凝聚着两极对立中的审美偏移倾向;二是主观的楔入,现实主义诗学内在张力的凸显;三是对情感的肯定与认同,呈现出现实主义诗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诗学的主体核心部分即训谕性也就是主观的人文理解要远远偏重于客观的真实性。这是延安诗学与其他的现实主义诗学的迥异之处。

比较的视阈:1940年代中国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文化精神

194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诗学呈现出两种文化路向,即"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按照卢梭的浪漫主义美学和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浪漫主义传统之路前进;而"延安诗学"的浪漫主义则更多地承继了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之精神内核,更加突出了政治功利色彩。这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最大区别是:前一种诗学是一种思潮,是一种哲学,它主要通过主体与个性精神的高扬来反帝反封建并进行思想启蒙。而后一种浪漫主义则是一种创作方法,这种浪漫主义就是对政治概念或政策图解后的一种主观理想与想象的展望和乐观的自信。其情感只能算是感觉论情感。它们都与政治结缘,但在表现时却有着审美的差异与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