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延迟确诊对确诊分期影响的研究

目的 探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首次出现症状至乳腺癌确诊的时间间隔对确诊时肿瘤分期的影响。方法 研究对象来源于2013-12-01-2020-12-31在福建省肿瘤医院确诊为HER2阳性的女性乳腺癌患者。基于病历数据回顾性收集有完整首次出现症状时间、确诊时间、确诊时分期和社会人口学资料的患者。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乳腺癌患者从首次出现症状至确诊时长对确诊时分期的影响。结果 1 332例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首次出现症状至确诊的中位数时长为46 d。确诊分期为Ⅰ和Ⅱ期的共827例(62.09%),Ⅲ期505例(37.91%)。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首次出现症状至确诊时长<46 d的患者中,确诊为Ⅲ期的比例(41.58%,210/505)低于≥46 d的患者(58.42%,295/5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4.718,P<0.001。控制可能存在的混杂因素后,以首次出现症状至确诊的时长<46 d为参照,≥46 d的患者确诊时是Ⅲ期的风险更高(OR=1.78,95%CI:1.42~2.23)。结论 延迟确诊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确诊时肿瘤分期晚的可能性更大。应通过改善可干预因素促进患者尽早就医,以期提前患者的确诊分期,从而提高生存率。

藏区非结防医生结核疑似病人确诊延迟分析

目的探讨四川省藏区非结核病防治机构医生对结核疑似病人确诊延迟的影响。方法通过问卷收集初次到若尔盖和石渠县结防机构诊治的结核疑似病人的资料,调查首诊为非结防机构医生的结核疑似病人确诊延迟情况。结果80.0%结核疑似病人首诊选择非结防机构医生,且其中最后被结防机构确诊为活动性肺结核的42例患者中,54.8%发生了确诊延迟;不同类非结防机构医生在各自接诊的病人中,藏医首诊结果怀疑结核病的比例低于个体医生、乡村医生与县级医生等(P<0.001);首诊选择藏医的结核疑似病人确诊延迟发生率高于选择乡村医生和县级医生等的(P=0.008);未被非结防医生推荐到结防机构就诊者较被推荐者确诊延迟发生率高(P<0.001)。结论非结防机构医生的类型、首诊结果及其是否推荐结核疑似病人到结防机构就诊与结核疑似病人的确诊延迟有关;培训非结防机构医生的结核病知识、加强归口管理可减少结核疑似病人的确诊延迟。

重庆市沙坪坝区肺结核病患者确诊延迟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 通过对重庆市沙坪坝区肺结核病患者的病例对照研究,探讨影响结核病患者确诊延迟的因素,为完善结核病患者早发现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由重庆市沙坪坝区结核病机构采用调查问卷,收集2011年11月～2012年3月登记的有确诊延迟的肺结核病患者作为病例组,以同期无确诊延迟结核病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SPSS 13.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确诊延迟结核病患者中,老年人所占比例最大（占36.2%）.结核病患者发生了确诊延迟与文化程度有关,42.6%确诊延迟患者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农民中结核病患者确诊延迟严重.结核病患者就诊延迟情况对确诊延迟影响较大,69.0%的确诊延迟的患者有过就诊延迟.确诊前就诊次数多及离就诊点距离远均是结核病患者发生确诊延迟的重要因素.结论 应加强各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结核病控制相关专业技术的培训,提高专业能力,及时发现不典型的结核病患者,合理设置结核病诊治点,针对农民、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广泛开展通俗易懂的结核病健康教育,以减少结核病患者的确诊延误.

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和决策树模型的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及确诊延迟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北京市通州区及昌平区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及确诊延迟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早期发现及科学管理肺结核患者提供有效建议。方法采用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利用全国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收集北京市通州区及昌平区于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登记的肺结核患者个案资料,采用电话访谈对部分信息进行补充,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及决策树模型分析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及确诊延迟的影响因素。结果2021年北京市通州区及昌平区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时间M(Q1,Q3)为11(5,26)d,就诊延迟率为41.7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健康体检(OR=0.033,95%CI:0.008~0.147)、就诊前咳嗽咳痰<2周,且有任一结核病症状(OR=0.378,95%CI:0.215~0.665)、就诊前有其他症状(OR=2.791,95%CI:1.710~4.555)及就诊期间无需上班或上学(OR=2.990,95%CI:1.419~6.298)为就诊延迟的影响因素;肺结核患者确诊延迟时间M(Q1,Q3)为8(0,18)d,确诊延迟率为35.20%。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确诊单位为结核病专科医院(OR=0.426,95%CI:0.236~0.767)和结核病防治所(OR=1.843,95%CI:1.061~3.202)以及患者来源为追踪(OR=2.632,95%CI:1.062~6.521)为确诊延迟的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与决策树模型的整体效能相当,决策树模型的灵敏度高于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特异度低于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论2021年北京市通州区及昌平区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及确诊延迟处于较低水平,但仍需加强宣传教育并积极开展主动筛查,提高市民对结核病的防治意识,同时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改善就医可及性,减少患者就医及诊断延迟现象。

2009—2018年广东省东莞市老年结核病患者发现延迟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2009—2018年广东省东莞市老年结核病患者发现延迟情况的特征,为完善老年结核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子系统《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中收集2009—2018年东莞市1637例老年(年龄≥60岁)结核病患者的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户籍、治疗分类、患者来源等。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核病患者就诊延迟和确诊延迟的影响因素。结果老年结核病患者的就诊延迟率为74.3%(1216/1637),确诊延迟率为13.5%(221/1637)。影响就诊延迟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本地患者的就诊延迟率高于外地患者(OR=1.31,95%CI:1.04~1.66);以市区/中部/东北/西北片区为参照,西南片区患者的就诊延迟率较高(OR=1.49,95%CI:1.04~2.12),东南片区患者的就诊延迟率较低(OR=0.71,95%CI:0.50~0.99);病原学阳性及单纯结核性胸膜炎患者的就诊延迟率高于病原学阴性患者(OR=2.08,95%CI:1.61~2.70);2014—2018年患者的就诊延迟率高于2009—2013年患者(OR=1.63,95%CI:1.29~2.06);复治患者的就诊延迟率低于初治患者(OR=0.45,95%CI:0.29~0.70)。影响确诊延迟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复治患者的确诊延迟率高于初治患者(OR=1.94,95%CI:1.09~3.47);因症就诊患者的确诊延迟率高于追踪和其他患者(OR=3.24,95%CI:1.49~7.05);病原学阳性及单纯结核性胸膜炎患者的确诊延迟率低于病原学阴性患者(OR=0.49,95%CI:0.34~0.69);2014—2018年患者的确诊延迟率低于2009—2013年患者(OR=0.50,95%CI:0.37~0.67)。结论东莞市老年结核病患者发现延迟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应继续针对老年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

2010—2019年乌鲁木齐市学生结核病病例发现延迟、就诊延迟、确诊延迟分析

目的了解2010—2019年乌鲁木齐市学生结核病病例发现、就诊、确诊延迟情况,并分析影响因素,为学生结核病防控提供依据。方法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收集2010—2019年乌鲁木齐市学生结核病病例的人口学信息和诊断信息,分析学生结核病病例发现、就诊、确诊延迟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就诊、确诊延迟的影响因素。结果2010—2019年乌鲁木齐市学生结核病病例996例,其中学生结核病病例发现延迟702例,发现延迟率为70.48%;就诊延迟500例,就诊延迟率为55.22%;确诊延迟534例,确诊延迟率为53.6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主动发现(OR=0.116,95%CI:0.032~0.420)是学生结核病发现延迟的影响因素;女生(OR=1.424,95%CI:1.104~1.836)、外地户籍(OR=1.311,95%CI:1.016~1.694)和主动发现(OR=0.232,95%CI:0.064~0.848)是学生结核病病例就诊延迟的影响因素;主动发现(OR=0.143,95%CI:0.032~0.644)是学生结核病病例确诊延迟的影响因素。结论2010—2019年乌鲁木齐市学生结核病病例发现、就诊、确诊延迟率处于较高水平,女生和外地户籍就诊延迟风险较高,应加强主动发现筛查力度。

利福平耐药肺结核患者152例诊疗延迟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利福平耐药肺结核患者确诊延迟和治疗延迟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今后改进我国耐药结核病防控措施,提高耐药结核病诊疗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十三五”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终期评估中“肺结核患者诊疗现况调查”专题调查数据,提取人口学特征、经济情况、临床特征、就诊情况、治疗情况等信息,对于利福平耐药肺结核患者确诊延迟和治疗延迟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152例利福平耐药肺结核患者中,确诊天数中位数(四分位数)[M(P_(25),P_(75))]为53(14,161)d,确诊延迟率为75.00%(114/152);确诊到治疗天数M(P_(25),P_(75))为3(0,18)d,治疗延迟率为38.82%(59/152)。确诊延迟患者中男性占71.93%(82/114),年龄45~<65岁占42.98%(49/114),初中文化程度占34.21%(39/114),已婚占64.04%(73/114),本县区户籍占64.91%(74/114),农民占29.82%(34/114);治疗延迟患者中男性占62.71%(37/59),45~<65岁占45.76%(27/59),初中文化程度占30.51%(18/59),已婚占62.71%(37/59),本县区户籍占67.80%(40/59),农民占30.51%(18/5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分子生物学检查无结果和阴性(OR=4.024,95%CI:1.289~12.565)、就诊次数>2次(OR=3.015,95%CI:1.277~7.120)是确诊延迟的危险因素,就诊次数>2次(OR=3.205,95%CI:1.536~6.688)是治疗延迟的危险因素。结论 利福平耐药肺结核患者确诊延迟率和治疗延迟率处于较高水平,今后应提高医疗机构新技术诊断能力,加强结核病诊疗机构能力建设,减少患者就诊次数,以改善患者确诊延迟、治疗延迟情况。

肺结核患者确诊延迟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肺结核患者确诊延迟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改善肺结核患者确诊延迟提供政策依据。方法随机抽取山东省6个县(区)819名肺结核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对确诊延迟的肺结核患者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参与调查的819名肺结核患者中,确诊延迟者173人,占21.12%;确诊未延迟者646人,占78.88%。首诊机构是肺结核患者确诊延迟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需采取综合干预措施减少肺结核患者确诊延迟率。

耐多药肺结核患者首次就诊过程调查

了解现阶段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首次就诊过程,分析医患双方对耐多药肺结核患者就诊过程的影响。在全国选取5个项目市,使用自制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对样本人群进行访谈式调查。耐多药肺结核患者以文化水平较低、年龄偏大的农民为主。32.6%的患者初次就诊时有全身乏力或消瘦症状,37.6%的患者初次就诊单位为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28.4%的患者初次就诊时被误诊,31.6%的患者发生就诊延迟,79.8%的患者在结核病专科医院或防治机构确诊,33.3%的患者确诊延迟。加大对群众结核病相关知识宣传力度,加强结核病防治机构技术力量尤其是实验室诊断技术,加强对参与结核病防治工作医生尤其是村医的专业培训,针对医疗机构转诊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

肺结核患者就诊与确诊延迟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影响肺结核患者就诊与确诊延迟的相关因素,为及早发现与诊治肺结核制定针对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对杭州市萧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新登记、确诊并治疗的128例肺结核患者的人口学资料、就诊经历和结核病相关知识等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其就诊与确诊延迟情况和相关因素.结果128例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率为25.00%,女性、无咯血症状、赡养老人、发病前结核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低和受教育程度低的肺结核患者易发生就诊延迟（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是发生就诊延迟的危险因素（OR=6.39,95%CI：1.66～24.61）.确诊延迟率为50.7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初诊选择村卫生室及私人诊所（OR=2.10,95%CI：1.00～4.39）、初诊未摄胸片（OR=3.91,95%CI：1.16～13.19） 以及赡养老人（OR=57.43,95%CI：4.43～744.30）是发生确诊延迟的危险因素.结论女性肺结核患者易发生就诊延迟,初诊选择卫生室及私人诊所、初诊未摄胸片和赡养老人肺结核患者易发生确诊延迟.

厦门市流动人口肺结核病人就诊延迟与确诊延迟情况调查

目的了解厦门市流动人口肺结核病人就诊延迟与确诊延迟情况,并探索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对厦门市2010年1-4月在治流动人口肺结核病进行电话问卷调查。结果流动人口肺结核病人就诊延迟与确诊延迟现象较严重,文化程度与就诊延迟有关,首诊单位、就诊次数与确诊延迟有关,肺结核病人发病前结核病知晓率低。结论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加强流动人口尤其是低文化程度人群的结核病健康促进活动。

乌鲁木齐市肺结核患者就诊、确诊、发现延迟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乌鲁木齐市涂阳肺结核患者就诊、确诊、发现延迟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加强肺结核防控提供参考。方法通过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收集2014—2018年乌鲁木齐市涂阳肺结核患者资料,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诊断信息和医疗机构信息。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涂阳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确诊延迟和发现延迟的影响因素。结果 2014—2018年乌鲁木齐市涂阳肺结核患者2 956例,就诊延迟2 012例,就诊延迟率为68.06%;确诊延迟1 415例,确诊延迟率为47.87%;发现延迟1 456例,发现延迟率为49.2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非农民(OR=0.572,95%CI:0.463~0.708)是就诊延迟的保护因素;初治患者(OR=1.247,95%CI:1.023~1.522)是就诊延迟的危险因素。首诊单位在中心城区(OR=2.796,95%CI:2.222~3.520)、首诊单位类型为区县医院(OR=2.086,95%CI:1.485~2.929)、首诊单位级别为省级(OR=3.174,95%CI:2.297~4.385)和市级(OR=2.524,95%CI:1.900~3.353)及初治患者(OR=1.272,95%CI:1.033~1.566)是确诊延迟的危险因素;首诊单位类型为结防机构(OR=0.691,95%CI:0.560~0.851),发现途径为因症推荐(OR=0.267,95%CI:0.194~0.368)、因症就诊(OR=0.296,95%CI:0.218~0.402)和其他(OR=0.353, 95%CI:0.175~0.714)是确诊延迟的保护因素。汉族(OR=1.206,95%CI:1.038~1.401)、首诊单位级别为省级(OR=1.652,95%CI:1.285~2.124)和市级(OR=1.206,95%CI:1.003~1.449)是发现延迟的危险因素;男性(OR=0.726,95%CI:0.624~0.844)、非重症(OR=0.833,95%CI:0.697~0.996)、发现途径为因症推荐(OR=0.575,95%CI:0.434~0.761)和因症就诊(OR=0.629,95%CI:0.483~0.820)是发现延迟的保护因素。结论职业、治疗分类是就诊延迟的影响因素;首诊单位类型、首诊单位级别、城区划分、发现途径和治疗分类是确诊延迟的影响因素;性别、民族、是否重症、首诊单位级别和发现途径是发现延迟的影响因素。

颅脑损伤合并脾破裂31例诊治分析

作者近5年间共收治脾破裂191例,其中颅脑损伤合并脾破裂31例,诊治情况分析如下。 1.临床资料本组颅脑损伤合并脾破裂31例,男22例,女9例,年龄18岁～74岁。入院时昏迷6例;伴休克9例;有腹胀和腹部移动性浊音26例;入院时确诊23例,8例入院时未能确诊延迟后始明确诊断,最短3小时,最长入院后14天。脾破裂包膜下型5例。31例均通过腹穿或B超确诊。手术治疗27例,保守治疗4例。31例中2例因严重颅脑损伤死亡,其余均好转治愈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