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英建交谈判中的中方决策因素

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对于中英建交问题,中方决策层在“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前提下,采取了“不急于建交”的方针,并决定“先谈判后建交”。中英建交谈判是新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大国进行有关两国关系方面的谈判。与此同时,中苏之间还在进行着缔结新约的谈判。在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中方决策层将中苏谈判放在了首要位置。对于新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更坚定的盟友还是获得更广泛的承认,毛泽东等人选择了前者。

1963-1964年间的中法建交谈判——中法建交述略(三)

1963年至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府,进行了多轮建交谈判。中方认为,建交的前提是法国政府与台湾断交,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法方出于历史、现实的诸多考虑,希望"无条件建交"。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适当照顾法方感受,双方正式建交,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伟大胜利,这也是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大成就。

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台湾问题——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解读

台湾问题是1978年7-12月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关键问题。谈判期间,中美双方围绕美国对台军售、正常化后美国对台声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废除和正常化后美国在台湾的存在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交锋。在美国承诺1979年1月1日与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4个月内撤走在台湾的所有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及终止同台湾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基本上遵守了"建交三原则"的前提下,中国领导人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谈判陷入困境之际,同意暂时搁置争议,从而促成了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虽然在谈判过程中中方做了一定的让步,但从当时中国即将出兵反击越南,联美抗苏,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大转折的背景来看,这些让步是合理的。

战后日朝建交谈判主动性换位探析

冷战期间,日本和朝鲜分别隶属于美苏两大对立阵营,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冷战结束后,朝鲜是日本在亚洲唯一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日朝两国为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以冷战为分界线,日本和朝鲜对待两国建交谈判的态度发生明显的换位。究其原因,冷战期间来自美韩两国的影响,使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对朝鲜的"主动外交"采取消极态度。冷战结束后,在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双方关注焦点的差异是导致正常化谈判失败的重要原因。此外,日本的对朝政策前后缺乏连贯性,没有设定明确的目标,很难取得实质性成功。

论周恩来外交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以中法、中英建交谈判为例

周恩来是新中国开国总理兼首任外交部长,他既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也是伟大的外交家。他和毛泽东一起,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鞠躬尽瘁,奋力拼搏,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新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地位与威望。

伍德科克与中美建交谈判

卡特时期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中美建交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伍德科克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希望早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积极参与了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作为中美建交谈判的美方代表,伍德科克准确表述美方的立场和观点,观察中方的反应,并适时向美方谈判决策者提出自己的建议。在与邓小平的关键性会谈中,伍德科克表现出较高的谈判技巧,促成了双方立场的接近和建交协议的达成。

中英建交谈判的漫长复杂历程

中国同英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1972年3月,这是在70年代初基辛格访华,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是在中国完成同西欧诸国建交之后才完成的.

邓小平主导中美建交谈判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为发展中美关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尼克松在北京对中方承诺,在第二任期内,解决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1974年8月,因"水门事件"尼克松被迫辞职.由福特继任总统,因系过渡政府,对华关系无所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一直拖到卡特上台入主白宫之后.

一九三三年苏美建交谈判中达成的债务问题《备忘录》

一、债务问题《备忘录》一九三三年底苏美两国为建立外交关系而进行的谈判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曾就所谓的债务问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记述这项协定的《备忘录》,全文如下: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外交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华盛顿达成的关于债务问题的备忘录华盛顿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二点四十五分在同总统、代理财政部长和布利特先生的一次会议上,李维诺夫先生同总统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除了苏联政府及其国民对美国政府及其国民的一切权利要求外,苏联政府由于克伦斯基债务。

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经历了多次激烈的博弈与交锋,寻找利益重合点,缩小分歧、搁置难题、最终实现建交,这一动态、复杂且微妙的过程。谈判期间的分歧和斗争,主要集中在建交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建交时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单方面声明、建交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等事关台湾最终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也就是世界上到底是只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的根本性问题。谈判期间双方对于台湾问题采取较为妥善、灵活且明智性的方式进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这有助于后人洞悉建交40年来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尤其是对台军售问题上麻烦与冲突不断的根源与症结所在。

由《大公报》浅析中苏建交谈判曲折原因

1919年和1920年苏联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宣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沙俄在中国取得之一切权益，但北京政府苛刻地要求苏联政府赔偿其内战时中国商人的损失和保证不做改变中国体制的宣传。对此，苏联是无法答应的。然而国际形势在变，苏联政局日趋稳定，政权日益巩固，国力增强；随着英、意、挪等国的承认苏联，国际掀起了承认苏联的潮流，其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在华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也愈加强硬，中国失去了解决中苏问题的最佳时机。

中韩建交谈判,韩方借故“家乡有病人”

1992年5月中旬和6月上句,中韩建交谈判双方大使级代表团在北京秘密进行了两轮谈判。据中国驻韩国首位大使张庭延回忆,谈判在当时属于高度保密事件,据说韩国知晓此事的只有总统、外长等几个人。

建交谈判中的大智慧、小细节(中)

1963年10月21日，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带着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亲笔信，以私人身份访华。事前，他曾同我驻瑞士大使说：“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两天后，周恩来会见了这位“特使”。

周恩来与中美关系解冻和中日建交谈判

1970年代上半期是我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解冻中美关系和实现中目建交为标志，使中国很快实现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交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才使得我国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扩大与世界各国各方面的交往。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建交谈判中的大智慧、小细节(上)

周恩来曾形象地称外交官为“文装解放军”，这揭示了外交官们为保卫祖国而着西装进行工作的特质。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用诗形象地为新中国外交官画像：“胜过羊羔跪乳，鸟鸦反哺，像战士匍匐在阵前，卫护母亲的尊严。”

建交谈判中的大智慧、小细节(下)

（紧接上期） 中美建交：外交上的一场重头戏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离开华盛顿,决定于7月9日至11日经由巴基斯坦来华秘密访问。因时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章文晋曾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与巴官方熟悉,中央遂决定派他去接基辛格。

漫长的中英建交谈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政府出于保留和维护其在中国多年经营的巨大利益考虑,1950年1月6日,外交大臣贝文致函周恩来外长,宣布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这样,英国成为西方世界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1972年9月中日政府首脑建交谈判述略

1972年9月25日至28日举行的中日政府首脑谈判,对实现中日建交起了关键性作用。正式谈判共进行了四轮:第一轮谈判,以日台关系和中日关系中的非排他性问题为谈判核心;第二轮,紧紧围绕战争责任、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赔偿及革命输出问题;第三轮,讨论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并交换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第四轮,商讨如何结束日台关系和处理日台断交后双方非官方的经贸往来问题。双方在谈判中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既坚持立场,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失灵活性,最终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直接推动了中日两国联合声明的签订和发表,实现了中日建交。

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对台军售问题——基于美方解密档案的梳理

对台军售问题是中美两国建交谈判顺利推进的主要障碍之一。建交谈判前,由于美方几次试图直接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关系正常化后的对台军售问题都没能达成目的,卡特政府决定尽量不在正式谈判而在会谈外的高层交流中提出这一问题。在第六次正式会谈中美方直接提出过对台军售问题,遭到了中方的严厉驳斥和反对,故邓小平与伍德科克会谈前中方认为在自己坚决反对下美方已经放弃了对台军售的要求。当伍德科克在卡特政府指令下不得不再次正式提出对台军售问题,中美建交谈判面临失败之际,邓小平决定暂时搁置争议,才使得《中美建交公报》如期发表,中美两国得以实现关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