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脐带的缺失与新的生存时空——从曹操的生命“越轨”看建安文人之“在”

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云:“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父嵩,乞勻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这段话告诉人们:曹操出身于宦者曹腾之家,这一卑污的出身,从血统上先天地决定了曹操无法无天、野心勃勃、奸诈好乱的下流品格。陈琳的血统决定论当然是荒谬的,但陈琳的荒谬并不等于阉宦家庭的出身,对曹操的人生便全无影响;相反,曹操的实人生说明影响不仅存在,甚至是极关键、极重要的。这方面的实人生内容,首先是曹操重才甚于重德的与儒教相违的人生观与人生实践。尽管曹操是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而步入仕途的,但那时儒文化已虚伪到“察孝廉,父别居”的地步。据裴松之引《曹瞒传》云:“太祖(曹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

建安文人文学活动与诗赋价值观的凸现

建安时期,诗赋等文学作品在其文人立言价值观中的地位、价值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凸现,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文人的文学活动。其表现为:文人创作日益生活化、普遍化,并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进行了有意的文学品评活动;文人在文学活动中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其通常被时人、后人以文学家的身份来对待、看待;文人的文学活动的文学性较以前大为增强。

试论建安文人的妇女题材之作

建安文人继承并拓宽了表现妇女生活与命运的创作题材．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许多血肉丰满、感情浓厚的不同女性形象，构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女性系列。从作者对这些妇女形象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超人的创作才华与敏锐的艺术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而与前代创作不同的是，他们笔下的女性无一能逃脱悲剧的命运，透过对这些女性的描写，我们能窥视到当时的社会现实，留给人们以深深的思索与启迪。建安文人为了塑造不同类型的女性系列，抒发浓郁的感伤之情，采用了多种表现手法。从这类作品总的风格来看，则具有清素淡雅的阴柔之美。创作主体的感伤意识，创作客体的悲惨处境，使得创作的文本具有浓郁的感伤色彩，留下了在历史上绕耳不绝的令人心酸的哀歌和鲜活欲出的妇女形象。

建安文人用典的创新特征

用典作为古代文人进行创作的主要艺术手法之一,可谓源远流长。建安文人不仅很好地继承了文人用典的传统,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传统。其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上的创新性,用典的形式灵活多样,反用与活用成为用典的主要形式,语言更加概括,表现出作者对被用语句内涵理解、把握基础上的运用能力。其表现之二就是内容的创新性,多为抒情言志,强调和突出所用典之本事所蕴含的文学性,出现了按类隶事的作品。其表现之三就是艺术上的创新性,用典自然浑成,贴切恰当,显得更加含蓄委婉、意味无穷。

《典论·论文》与建安文人的事功观念

《典论.论文》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提升了文章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是建安时期事功观念在文学领域的映照,也与建安文人强烈的生命意识息息相关。《典论.论文》的文章价值观有其典型意义,但尚未获得时人的一致认同。

文学史上真正开宗立派的文学家产生时代——以建安文人的创作实绩与明清文论为例

建安(东汉献帝年号,196年-220年)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大批作家开始涌现的时代,有些相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主要从建安文人的文学实绩和后来明清时代的文学评论者对建安文人的评论出发,对建安文学予以新的审视,认为建安是我国文学史上真正开宗立派的文学家产生的时代。

建安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批评

建安时期,随着文学创作的活跃与文学意识的觉醒,品评文学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建安文人开始对建安文学进行分析和评论,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名作。在这些著述中,评论了文学的功用,评论了建安文学的繁荣景象,指出了"文人相轻"的通病,首创文体论,以"文气"说分析建安文学成就与不足。这对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建安文人悲怀与身份认同——以“三曹”为例

建安时期涌现出了大量感时伤世、喟叹人生等具有忧伤哀怨色彩的作品。文人悲情的抒怀作品是此段文学的一大亮点,而文人身份的变迁正是文人悲怀变异的重要原因。悲怀作为一种情感类型,包含有哀怨的部分内容,也含有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某些重要的情感元素。从文人身份的角度切入,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视域,可以发现文人身份对其所抒发的悲怀的影响。

建安文人“为艺术而艺术”的本质内涵

对建安文人“为艺术而艺术”本质的理解,学术界还存在着分歧。考察“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说法的产生、演变、作用及鲁迅先生用“为艺术而艺术”来概括建安文学特征的具体背景,便可看出鲁迅先生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是指建安文人那种以追求审美、精神娱乐为指向的文学创作潮流和把文学作为纯艺术来欣赏、品评的风尚,是建安“人的觉醒”化的“文的自觉”。

论曹操才性观与建安文人的逞才

曹操“唯才是举”的才性观是对汉代“经明行修”传统才性观的反拨,其独举“才智”的才性观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建安文人的“逞才”风和邺下文学的兴盛。文章围绕建安文人逞才的具体表现,对建安文人逞才与五言诗、即兴抒情小赋、奏章檄文等文体的发展间的关系进行简要的梳理,同时对邺下的逞才环境,邺下文人集团新的宾主关系和慷慨缘情的逞才特点等作出粗浅分析,试图分析探讨曹操才性观与建安文人逞才两者间的关系。

文评:建安文人文学观念由情感化到理论化的标志

建安是我国批评史上文人文学品评第一个繁荣的时期。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文学观念由情感形态向理论形态的转变:其一,文评成为表现文人文学观念的主要载体;其二,建安时期理论形态的文学观念皆是文人文评活动的结晶;其三,促使了文人文学观念在思维方式上趋于理性化;其四,提高了文人的整体理论水平。

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气”的情志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气"被文人广泛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是在建安时期。建安之前文人作品中的"气"有物理之气、生理之气、精神之气、哲理之气、人格之气等之分,但已经注意到了"气"与文学艺术的关联。这种传统与建安文人的尚志重情之风共同促成了文人文学活动中重"气"倾向的形成。一方面,建安文人文学作品中"气"的情志特征日益突显,成为文人作品中运用最普遍的内涵之一。另一方面,在建安文人用"气"来品评作家作品时,"气"常常指作家的情志,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就是其典型代表。

建安文人文学创作演进的总体特征

由建安文人现存有年代可考的文学作品的分布来看,以建安十二年为界,建安文人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四大演进特征,即经历了由个人到群体、由自发到自发与有组织并举、由形式单一到形式多元、由活动稀疏到活动密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建安文人的旅游活动及其文学创作

旅游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建安时代,由于人的觉醒,大自然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建安文人有着强烈的旅游意识,经常雅集、游园、宴乐、赋诗,形成一个文人旅游群体,这促进了建安旅游的发展,催生了包括旅游文学在内的建安文学的繁荣。这种集游、乐、文、宴、住为一体的旅游活动,开启了后世文人雅集游赏活动,甚至对现当代旅游业的发展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建安文人创作以赋为宗论

建安时代 ,各体文学都有新的发展 ,呈现出新面貌。论者一致认为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今人以现代的文学眼光审视建安文学而得出的看法。其实 ,建安文人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辞赋为当时文学之宗 ,且致力于辞赋的创作。就此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建安文人重赋不重诗 ;建安文人在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多用辞赋抒情达意 ,而很少使用诗歌 ;建安文人所创作的诗、赋数量相当 ,难分主次 ,辞赋足以和诗歌分庭抗礼。

建安文人创作中理与情的消长

情与理不仅是古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且是文人文学观念得以深化前进的重要标识。建安前期文人的文学创作与《诗经》中的讽颂之作、屈原的发愤之篇、东汉中期以后的抒情辞赋一样,只是文人宣泄情感的一种自然方式,还未走上自觉,作品中情与理的结合比较和谐一致。建安后期,文学创作成为文人表情达意的主要工具,并且是自觉地、有意识地去使用这一工具,情感特征日益突出,理性精神相对弱化,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新的特质。

建安文人文学观念的新旧对峙

建安文学是两汉文学向魏晋文学演变的关捩点。文人的文学观念亦呈现出新旧对峙的过渡性。旧的一派以荀U、吴质等为代表,坚守汉代文人的儒学文学观念;新的一派以三曹、七子等为代表,使文学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标识于文人的价值观念中,且为之增添了为立德、立功、立言而立言的崭新内涵。这两种新旧观念的并存,不仅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还促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

建安文人的文学品评与文学观念的相互影响

建安时期,不仅文人文学品评日盛,而且文学观念日益明晰。这并不是文学发展的巧合,而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文人的文学品评和文学观念是相互影响、彼此推进的。一方面文学品评规范和引导了文人的文学创作和未来文学品评的走向,推动了文人文学观念的演进;另一方面文学观念又使文学品评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

建安文人文学品评的特征

建安文人的文学品评是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文学品评高峰,与前此相比,呈现着鲜明的特征:其一,绝大多数文学品评是对建安时期作家作品的品评及对自己创作体验的描述,彰显出强烈的当代意识,真正具有了品评文学的意义;其二,较少受政治的干预,保持了文学品评本身相对的独立品格;其三,有一个迅速深化、由量到质的跨跃式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