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后豫西地区的剿匪反霸与社会整合

剿匪反霸运动是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解放区新生政权,进一步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土匪、恶霸分子,打倒封建残余势力而进行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豫西地区在剿匪反霸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动员了广大民众,改造了基层政权,健全了司法,建立了地方武装,改造了匪霸,肃清了危害豫西近半个世纪的匪祸,使豫西地区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初步得到整合。

新中国民主建政探索中的妇女角色——以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例

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个市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共召开了5次会议,是探索建立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开拓之举。多个领域的妇女代表在地方人民民主建政决策机构中首次亮相,所提提案涉及保护女性权利、恢复经济生产、关注市政建设等内容,不仅具有鲜明的女性视角,对经济生产、市政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同时也颇具实践价值。妇女参政议政在地方人大的制度创设,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纳入此后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的运作程序中,使妇女解放与平等追求呈现出制度安排超前与经济地位逐步提升并行的中国特色,不仅具有象征意义,对于破除传统社会化进程中固化男女角色的价值观、保证妇女权益、提升妇女地位、调动广大妇女参加新中国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均具有开拓意义,影响深远。

毛泽东在“遂川建政”中践行宗旨意识的探索与启示

“遂川建政”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建立县级红色政权而进行的一次伟大实践。在这具有开创意义的革命历史事件中,毛泽东坚持为人民利益奋斗的理念,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大局观,把保障实现人民权利和建立人民当家作主体系作为政权建设的重要使命,并以此构建出了人民政权创建的崭新模式。推动民主建政的过程锤炼和涵养了党员干部的革命气概以及善于担当的品行,也因此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宗旨情怀,继而开启了为人民服务的新篇章。

延安《解放日报》“民主建政”话语构建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针对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民主诉求,延安《解放日报》办刊过程中将“民主建政”的话语构建视为其宣传工作的重要一环。通过坚守党报的人民立场、发挥喉舌作用、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把准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等,延安《解放日报》不仅展现了党报引导舆论的强大力量,为党的宣传工作树立了鲜明的旗帜,还为新中国民主政权建设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张建政:路畅人欢我心安

“交警的工作就是在路上,天天与道路打交道,道路就像我们第二个家,需要用心地去呵护经营。”作为一名在山东省威海市从事交通管理工作29年的“老”交警,张建政如是说。时间回到1995年,张建政怀揣着惩恶扬善的英雄梦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寒来暑往,他坚守在城市的大小路口,雨雪风霜,岁月在他的身上刻下了一道道印记,在不知不觉的红绿交替间,他与这座城市一同成长。如今,张建政已经是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大队的副大队长。从警以来,他先后3次被评为山东省优秀人民警察,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8次,2022年被公安部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创议”——谢觉哉与民主建政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在民主政权建设萌芽、探索、确立和实践的过程中,“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把保障民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付出了极大心血,开展了很多富有开创性的工作。

1946—1949中共在哈尔滨的民主建政经验研究

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接管的第一个大城市。长期以来,中共把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农村,对如何接管城市缺乏经验。在接管哈尔滨的过程中,中共哈尔滨市委在完全没有经验的条件下,成功探索出接管城市的道路和模式。本文通过对中共接管哈尔滨的分析和考察,得出了中共在政权建设上始终坚持民主建政的思想,这些思想为中共成功接管其他城市积累了丰富经验。一、人民群众是民主建政的力量之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解放初期青海建政工作概述

解放初期青海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是青海当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文章从建政的背景、经过、特点等三方面作了简要概述 。

建国初期绥远地区的民主建政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日，绥远省宣告和平解放。随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省广泛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７日，绥远省军政委员会成立。１９５０年１月１日，在绥远省人民政府和旧绥远省政府合并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省人民政府。通过改造旧政权，全省各盟、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先后成立。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全省各地废除了国民党政权设立的保甲制度，建立了乡村和城镇街道的基层人民政权。从１９４９年冬至１９５３年春，全省普遍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选举了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民主建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的民主建政思想研究

毛泽东于1945年正式提出民主建政的有关主张,并在其后亲自领导全国范围的民主建政工作,直至1954年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而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形成的主要思想包括:要把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和优越性贯穿到政权建设当中;尽可能使人民代表会议成为特殊历史时期实践人民民主的主要政权形式;建设人民民主政权要牢牢把握群众路线、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等基本原则。

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民主建政——以广西和云南的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主建政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中心任务,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及至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民主建政工作宣告完成。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主建政以民族区域自治为重点。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呈现出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几大特征。在面临剿匪、反特、救荒以及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众性的社会改革的复杂形势下,西南边疆地区按照党和政府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法规,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完成了当地的民族民主建政,并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红西路军进驻甘肃河西地区的建政工作

1936年10月下旬至1937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征战河西走廊期间,根据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和"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等指示,始终把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因此,从奉命西渡黄河到最后西征失利,红西路军先后在甘肃永昌、山丹、临泽、高台等4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建立了相应的各区、乡、村基层苏维埃政权。红西路军在河西地区积极开展建政工作及取得的成效,为西路军战略任务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平解放至定都前北平市的区街建政

本文系统考察了建国前夕北平市区街建政的历史进程。根据政府体制的创建与调整,可将这一历史进程划分为如下两个阶段:废除城市保甲制度,创建区街政府;改区政府为区公所,撤销街政府。北平市在建国前和平解放、建国后被定都,其区街建政因北平和平解放、接管而创始,在建政观念和方式上大体经历了由延续乡村到适合城市特点的转变。其中,刘少奇这一时期关于城市工作特点及其管理方式要适应城市特点的论述,成为北平市实现建政转变重要的思想认识来源。

张力与调试:中共对新中国建政程序的认识历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线(1945-1954)

解放战争时期,受到客观形势不断变化的影响,中共对建政程序的认识发生了两次较大转变,由最初设想直接建立正式权力机关人民代表会议,转变为两步走,即先建立临时权力机关,再逐步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随后又转变为三步走,即先建立作为协议机关和统战机关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再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向权力机关转变,最后以人民代表大会取代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完成建政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共对土改与建政的关系的认识也发生变化,由先土改再建政转变为边土改边建政,再到部分地区先建政再土改,其背后是中共革命理论与建政实践之间的张力。中共在这种张力之间不断调试建政程序,寻求着理论与实践的平衡点,最终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政之路。

民族抗战与革命建政——中共的抗战崛起之路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之际,中国面临的内外矛盾集中表现为外敌入侵与民族抗战。但是,抗战的过程同样是构建现代中国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战争与革命的逻辑关系的深刻理解,将反抗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与改变中国的革命解放运动有机地联为一体,通过在其治下的各根据地实行的一系列建政施政举措,既考虑到现实中战争时期的特殊性,着眼于抗战的胜利,又放眼战后未来更长远的革命目标,追求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想,形式与内容统一,目的和手段一致,在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而成功地通过抗战而崛起,为最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建国理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族地区建党建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建党建政的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主要体现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寻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建党建政思路;高度重视建党与建政的紧密联系,以党的建设带动政权建设;创新民族地区政权模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养选拔高素质民族干部,确保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确立民族工作的主题,致力于各民族实现科学发展;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始终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政治约定的失效与政治秩序的失范--基于清末民初立国建政时期的考察

清末民初,中国经历了一次民主转型。从立国建政的角度观之,预备立宪与辛亥革命都是为民主转型所作的努力。建政的努力不只是制度文本的供给,也是政府对民众许诺的政治约定,而要检验一场变革或革命的历史价值,不仅要评估其政治约定的正当性,还要看后变革时期的国家治理绩效或民主成果能否巩固。基于清末民初立国建政时期的这一考察,主旨是探讨各派政治势力的承诺或达成的各种政治约定、对约定的认知及与约定相关的政治行为,揭示政治约定的严肃性与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之间的关联度,阐明政治妥协和契约精神于现代政治的意义。

建政、救亡与启蒙:再论鄂州约法之人权条款

鄂州约法在中国宪政史上的意义是以其完善的人权条款而被赋予的。继武昌起义后的各省约法争相效仿鄂州约法,并且完全承袭了其中的人权条款。人权条款的全面性和体系性与军权与民权相约而成的约法性质有关。以鄂州约法为代表的民初约法是在"建政"而非"建国"的意义上使用约法,包括人权条款。因此,人权条款虽然以法条的形式存在,但依然只是具有救亡和启蒙的宣言性意义。人权条款与邹容和孙中山等人的思想颇有渊源,但本质上并未摆脱形式化的色彩。在当时南北革命党人、立宪派和旧军阀官僚的权力争夺中,人权条款几近沦为空文,所幸在此后民国立宪进程中一直被保留下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城市民主建政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广西进行了民主建政的初步探索与实践。广西的民主建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军管会时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期,再由人民代表会议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建政在政治上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确立,标志着人民开始成为国家的主人。同时,民主建政还激发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增进了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对顺利完成各项社会改造和民主改革、恢复与促进国民经济的任务,以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