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到“文明”——人类史观察的视角转移与“文明学”的建构问题

21世纪的中国,必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们是否做好准备固然是一大问题,但国际舞台博弈的时不我待却也是惊心动魄。但有一点原则或许不错,那就是无论如何应当寻回并重构华夏文明的文化血统,并以此为立基,积极参与构建整体性的东方文化与东方文明。而现时代体现的"文明的冲突"的无序性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机遇。

主体伸张文论建构问题的确定及其研究思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和近年学界提出的主体间性文学理论这两种知识形态构成了一种理论现象,它们是在主体伸张文学理论建构理路之下文论建构的相当突出的两个环节,对之进行选择性、问题式研究是很有必要的。鉴于这两种理论形态在当代文学理论领域的价值存在,对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问题进行研究也就在一定层面上积极地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建构问题,促进初中地理深度学习

地理学习能开阔学生的视野,培植学生的多元能力,进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生成。当前的初中地理课堂中缺少问题,没有问题的启动,深度学习就难以生成。文章通过在猜谜情境、生活情境和合作情境中建构问题,以促进初中地理的深度学习。

新课标背景下英语学科问题解决模型的建构与应用

针对当前英语教学缺少对学生的问题解决过程与策略培养的关照等问题,在探析英语学科问题解决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建构问题解决模型,并将其应用于英语教学中。英语学科问题解决的本质内涵可从英语新课标对学习目标与学习方式的本质性规定加以分析。英语学科问题解决模型的建构应关注问题解决过程、知识建构与认知提升三个维度。问题解决的过程即是建构英语学科大观念的过程,所以英语学科问题解决模型的应用可借鉴指向概念性理解的教学框架。

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的问题建构

进入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应该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历史观”以及“四问”来系统整合、重组重塑、深化优化问题建构,形成层层相应、前后呼应、逻辑连贯的“问题”教学体系,以真正达成“纲要”课程所设定的教学目标。

操作性建构视域下的学校文化问题刍议

今天,对于学校文化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学校文化如此受到广泛关注、如此被大量使用、如此成为时髦流行等并不意味着就没有问题。学校文化问题种种,需要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线的校长与教师给予充分的关注:首先是人们的认识问题,诸如务虚浮躁认识问题、茫然泛化认识问题、"职责分工"的偏失认识问题等;其次是学校文化研究的问题,诸如研究的思维内容局限"单维"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内容局限"过窄"的问题等;三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问题,诸如建设形式化(假文化)问题、建设不得力问题、建设跟风化问题等。

政策问题建构:从追求共识到尊重差异

民主从属于对共识的追求,谋求共识而又依赖共识。政策问题建构其实就是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即形成关于社会问题的一致意见,从而确认需要通过政策手段来加以解决的问题。直到19世纪后期,政策问题建构基本上是一项政治活动,一直是在民主的途径中去达成共识的。进入20世纪后,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由行政部门做出的政策问题建构基本上是在科学的路径中进行的。科学本身就意味着共识,而且是具有霸权属性的共识。随着社会发展走进了高度差异化的阶段,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在政策问题建构中所制造出来的"共识"都出现了经常性地导致政策问题误植的问题,从而说明以共识追求为宗旨的政策问题建构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把政策问题建构的关注点转移到参与者的行动上来,在承认与尊重参与者之间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合作行动来完成政策问题建构。

走向合作的政策问题建构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生成了自我及其自我意识,从而有了自我与他人关系问题的探讨。在认识与实践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表现为主客体关系。自我放大了的形态是组织、政府等。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政策问题建构者成了稳定的主体,而那些被排斥在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之外的人则是客体。随着政策过程的科学化,政策问题建构主体在合理性的追求中拥有了更大的政策问题建构权,主客体之间的对立经常性地以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对抗的形式出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众参与的理念被引入政策问题建构之中。公众参与使得主客体的分界变得模糊了,在精英与公众都参与到政策问题建构的时候,他们都成了政策问题建构的行动者,并展现出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参与到政策问题建构中来的各种社会因素将结成一种共生关系,并通过合作行动去开展政策问题建构。

延迟退休政策问题建构中的网络舆情变迁研究

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政策态度,网络舆情的传播受到了政策沉淀和认知定势的双重影响。在延迟退休政策问题的建构中,网络舆情是在官方行动者观点和声音的"准刺激"以及网民自身对延迟退休问题的错误认知或非理性认知定势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反思后的启示是:人大代表、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应对网络舆情的周期性变化异常敏感,他们需主动关注网络舆情变迁趋势,提升网络舆情回应的有效性并注意警惕"塔西佗陷阱",专家学者需密切注意自己的观点经由媒体报道后的传播效应并予以准确表达。

科学语境中的政策问题建构

社会治理无非是要解决社会问题,自从社会治理发明了政策工具之后,一直是通过把社会问题转化成政策问题而去达成治理目的的。在近代早期,政策问题建构本来是一个政治过程,然而,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本身选择了科学化、技术化的道路,其中,政策问题建构在科学化、技术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引领作用。结果,技术专家主导了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以科学的客观性和技术的可操作性排斥了价值考量,使政治过程异化为技术过程。表面看来,政策问题建构反映了客观现实,而且每一项政策也都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实际上,政策科学家或技术专家们却在科学的名义下,把一些虚假的政策问题强加给了公众,真实的社会问题往往被掩盖了起来,而且不断地积累,并使我们的社会滑向了风险社会。

政策问题建构中“议题网络”的生成

长期以来,美国的政策问题建构权主要集中在国会、行政官僚手中。由于政策问题建构权过于集中,以至于利益集团能够通过寻租等方式影响政策问题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议题网络"的出现,逐步塑造了一个开放、自由的政策问题建构空间,也促使政策问题建构权向更广的范围扩散。"议题网络"可以被看作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治理现象,是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标志着政策问题建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预示着政策问题合作建构的未来。

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西方建构主义理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并产生了许多经验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异于对社会问题的常识性理解和传统的研究视角。该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题不是“有问题的”客观事实或状态,而是这些事实或状态被宣称成为社会问题的活动和过程。经由这些活动和过程,社会问题建构性地存在着。本文通过与传统社会问题理论的比较,着重探讨建构论所进行的社会问题新的理论研究转向及其启发意义。

政策分析语境中的政策问题建构

在政策科学产生之初的20年中,政策分析是这门学科的标志,甚至一度主导了政策科学的发展方向。政策分析深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在政策问题建构中倡导应用专业知识与科学技术,从而将政策问题建构拉入了一个无涉价值的技术领域。这一过程加速了政策问题建构脱离政治领域的进程,并让根据价值中立原则建立起来的行政领域主导了政策问题建构过程。同时,也赋予经济学家和运筹学家们以政策问题建构的话语权。实际上,政策分析使工具理性在政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也使政策问题建构的技术化发展到了极致。结果,规范性因素与价值内涵都在政策问题建构中被祛除了,政策成为一种体现了科学与技术生产的产品。

政策问题建构专业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近代以来的整个社会发展都包含着专业化的向度,在政策问题建构方面,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历程。专业化把启蒙思想中的科学内涵发掘了出来,从而把技术专家推入社会治理的中心。在政策问题建构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技术专家夺取了垄断权,确立起了话语霸权。与此同时,政治精英要么把自己武装成技术专家,要么向技术专家缴械投降,成为技术专家手中的玩偶。至于公众及其意见,则由于没有专业知识的支持而被排斥在了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之外。结果,公众参与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民主也走向了衰落。

确定性追求中的政策问题建构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将人类抛入了一个充满异质性、不确定性因素的社会中,传统的供给社会秩序的机制失灵了,以至于必须设计出统一的制度与管理体系而将不确定因素纳入可控的范围。这就是从自然秩序向创制秩序的过渡。在创制秩序的获得中,政策问题建构就是对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管理的过程。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推进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阶段,社会问题无法被纳入形式上统一的制度规制之中了。也就是说,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供给和保障创制秩序的因素陷入失灵状态,以至于创制秩序受到挑战,并需要谋求新的秩序取代创制秩序。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问题的解决无法在确定性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工业社会的政策问题建构方式也必须作出根本性的调整。具体地说,政策问题需要在人们的合作行动中来加以即时建构,所获得的将是一种合作秩序。

农林外来有害生物红火蚁入侵的问题建构与社会管理研究

红火蚁是中国主要外来入侵物种,也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收录的最具破坏力的入侵生物之一,它是一种危害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和旅游贸易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利用环境社会学的问题建构理论,分析红火蚁入侵问题的发生机理,从媒体传播方式、红火蚁危害性、环境主张等方面,论证红火蚁入侵问题的建构过程;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方面,探讨相关问题的防范措施和社会管理机制。

变动于政治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在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上,政策问题建构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不同的部门间移动。本来,政策问题建构权是一项立法权力,在民主的途径中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集中到了立法部门。在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提出之后,政策问题建构和政策制定则被视作政治部门的权力,而行政部门则定位在政策执行的角色上。然而,在"新政"时期,行政权的扩张也使政府把手伸向了对政策问题建构权的争夺上。但是,当行政部门攫取了政策问题建构权时,人们则以行政部门的属性为由而将这一权力认定为管理权力。在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的发展中,行政部门的政治属性再度得到确认,因而,政策执行也被看作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行政活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政治性质也同时得到了承认。

从领域分离到领域融合: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变化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中,起先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后来,即在20世纪则转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日常生活领域的分离,并形成了对社会以及社会治理中心—边缘结构的稳固支撑。公共领域位于社会的中心,公共部门则位于社会治理体系的中心,政策问题建构一直是在公共领域中完成的。其间也实现了几度蜕变,要么被议会专有,要么被政府垄断,不论如何,政策问题建构成为来自于社会中心而对社会进行治理的基本手段。20世纪后期,领域分离的进程出现了逆转,领域融合的端倪显现,社会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呈现出被打破的迹象,一种新型的"亚政治"成了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相应地,政策问题建构权也呈现出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扩散的局面。

政策问题建构权演进的历史轨迹

政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而政策的来源又可以追溯到政策问题的建构权。中世纪后期,政策问题建构权进入了一个持续扩大的进程中,随着平民代表进入议会,打破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封闭性,此后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而使政策问题建构权逐步地向更广泛的阶层开放。到了近代,随着普选权的确立,政策问题建构权也在理论上得到了确证。但是,在代议制框架中,普选权的实现所带来的结果则是治理精英的出现,公众把他们选举出来的时候,也就把自己的政策问题建构权交给了这些治理精英,这又致使政策问题建构权出现了异化。在公众丧失了实质性的政策问题建构权后,存在于社会发展中的那些真正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又往往无法进入政策议程,而治理精英则可以通过政党以及借助于舆论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把那些与公众利益无关的事项作为政策问题而加以重新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