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估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本研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结合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资本、劳动、能耗和碳排放等数据,计算建筑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与投入要素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创新驱动下,2011-2016年间建筑业绩效稳步提升;2017-2018年增速放缓,但在2019年恢复增长,并在2020-2021年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下稳定发展,整体呈U型趋势。研究提出了实现“双碳目标”的策略建议。

基于SBM模型的湖南省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考虑了环境的约束,是建筑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主要评价指标。本文基于超效率SBM-GML指数,对湖南省建筑业2012-2021年的GTFP进行测算。根据测算结果,对湖南省建筑业GTFP的变化趋势以及增长来源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推动湖南省各州市建筑业GTFP增长的主要动力;各州市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空间差异性。

低碳视角下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择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测算低碳视角下的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0.33%的速度缓慢增长,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起辅助性作用;(2)四大区域均呈增长趋势,区域间差异明显;(3)全要素生产率对建筑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出V型波动的倾向,仍呈现出粗放性的行业特征;(4)可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促进建筑业市场化来促进建筑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网络DEA模型的我国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评价研究

如何实现建筑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研究的热点,提升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其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关键。基于此,采用两阶段网络DEA模型,测算2008~2017年中国30省市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分别分析各阶段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以期对建筑业提升战略提供参考。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对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推进建筑业绿色发展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运用SBM超效率模型和GML指数测算了2005-2017年中国的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重作用出发,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以及两者的协同作用对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呈显著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对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呈现出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建筑业环境规制强度与其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在共同作用于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二者之间达到较好的协同配合力度,实现协调一致发展。

中国省域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基于2007-2020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ML指数测算中国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做指数分解,然后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发展较好,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分布不均;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与外商投资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是总效应为正。

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建筑业长期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模式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所以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工程建造的全要素,实现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的综合考察,本文对建筑业GTFP测算结果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建筑业GTFP呈增长趋势且其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与建筑业GTFP为“倒U”型非线性关系,技术创新促进建筑业GTFP增长,建筑业产业结构不合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能有效提升建筑业GTFP。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从绿色创新视角切入,以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城市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对国有性质和中小城市的重污染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绿色创新是数字经济驱动重污染企业绿色生产的重要传导机制,但仅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有中介效应,增加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不是数字经济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绿色创新的门槛约束,随着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增加,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分别表现出效应增强和效应减弱的非线性特征。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引擎。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体系,多维度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既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可以通过带动绿色技术进步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可以通过降低土地资源错配、资本资源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而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明显,东部地区、南方、粮食主产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且该结论得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途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较发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本文结论为充分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赋能作用、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双赢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智慧城市建设对地区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7—2021年中国20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测算地区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地区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地区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结果稳健;作用效果分地区来说,东部城市大于西部城市大于中部城市;作用效果分城市规模来说,特大城市及以上大于大城市及以下;机制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与资源配置效应促进了地区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企业提升绩效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特别是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低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力度更大;此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中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企业TFP,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环境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提升环境监管水平将进一步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农产品贸易促进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农业绿色化转型与可持续性发展。基于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选择SBM-ML指数法,利用MaxDEA软件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模型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其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化发展的正向溢出作用越明显。因此,各省份要推动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当依照地区贸易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关农产品贸易政策,充分发挥农产品贸易的正向溢出作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农地流转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在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础上,本文通过SBM-GML超效率模型测算中国各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和农业绿色TFP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分析其影响路径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农地流转能够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是得益于技术效率改进。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农地流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的是东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但在西部地区却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应当加快推进农地流转工作进展,促进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变革,加快研发、推广和应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构建区域协作互助机制促进地区交流,进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绿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于精准支持绿色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18年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这一结构性货币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借助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央行将绿色债券纳入担保品框架后对绿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品框架扩容可以显著提升绿色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异质性研究发现担保品框架扩容对民营绿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显著高于国有绿色企业;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担保品框架扩容对于处在金融发达地区的绿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央行将绿色债券纳入担保品框架后更能促进专利密集行业中绿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担保品框架扩容有效缓解了绿色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有助于绿色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长三角地区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建筑业资产、从业人员、企业个数作为投入指标,以建筑业总产值、竣工面积作为产出指标,基于全局DEA模型与DEA-Malmquist指数对2010—2021年长三角地区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进行静态与动态效率测算,并运用面板Tobit模型对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长三角地区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平稳增长趋势,各城市应合理配置资源、提高产出效率,促进建筑业技术进步与推广,加强区域间协同,缩小城市间差异,并注意外部环境变化,规避风险。

数字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黄河流域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2011—2020年黄河流域地级市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IV估计等经验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控制了外生政策冲击、剔除部分样本及缩尾处理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非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市以及中下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机制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协同集聚是数字技术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重要路径。因此,需要加大数字技术创新投入,提升城市数字技术吸收转化能力,为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环境效应创造有利条件。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利用2005—2021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中介模型研究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试点能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人均消费支出在科技服务业试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科技服务业试点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进一步发挥人均消费支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科技服务业试点政策要支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