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刻书创意研究

历史上建阳书坊以营利为目的,形式创新与广告宣传一直是建阳书商营销的惯用手段。建阳书坊主在书业广告设计方面下足了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在刻书形式上,都展现出极高的创意,为读者提供方便,以新颖的形式吸引读者。因此,建阳书籍广告成为古代书业广告中最具代表性的典范。本文将此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宋元明时期建阳刻书的创意性,总结建阳书业对于今天的重要启示。

建阳刻书的辐射效应

宋代刊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建阳刻书业历史悠久,在文化传播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朱熹闽学发源于建阳,培养了诸多理学弟子,建阳这一文化地带也随之成为具有文化影响力之地,对邻近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建阳刻书的传播与闽学传播关系十分紧密,对全国其他地区刻书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古代建阳刻书凭借自身的优越条件以及闽学的影响,辐射效应遍及国内外,成为古代经济文化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建阳刻书史》

在中国出版史上,闽北建阳作为古代刻书中心,向以刻书历史悠久、刻书机构众多、传世的刻本数量繁富而著称于世,建本古籍图书因之广泛地为学人所熟知。

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与建阳刻书的关系

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论述的是建阳刻书对明代讲史小说文体兴盛所起的作用。建阳书坊在典范作品的刊行、作家队伍的建设、新讲史小说的编撰、销售市场的形成与读者群体的培养等方面,都为讲史小说的文体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阳刻书趣闻

福建由地处海隅的蛮荒之地一跃而成为富庶之区,原因之一就是福建发挥自己的海洋优势。而为海洋文化所熏陶的福建人也具有了独特的强悍气质。他们坚韧不拔、顽强拼搏、且勇于开拓。正是基于这种开拓精神,建阳刻书迅速发展并繁荣。

明代“按鉴”演义与建阳刻书背景

明代成熟的章回小说是从"按鉴"开始的,"按鉴"成为明代历史演义的基本面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这一阶段性特征与福建建阳刻书密切相关。建阳是中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在宋代率先雕刻经史著作,至于今日尚存的刻本中,仍以史部为其大宗,而在史部中,又以普及性的通鉴类图书占绝大多数。正是这样的刻书背景决定了建阳书坊最早产生刊刻"按鉴"小说的创意,大量"按鉴"小说的编撰和刊刻使历史演义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影响深远之大宗。

“按鉴”:明代历史演义的编撰方式及其意义——从建阳书坊刊刻通鉴类图书谈起

中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的福建建阳,刊刻了大量通鉴类图书。这一刻书背景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历史演义大多以"按鉴"相标榜,也确实多参照通鉴类图书通俗演义而成。这些"按鉴"演义有的艺术成就不高,但是它们在明代的大量产生有其积极意义,满足了读者阅读的需要。从小说艺术和小说观念发展的角度来说,"按鉴"演义是小说艺术精致化、小说文体独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中间环节。

《增订建阳刻书史》出版

近日,由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彦寿所著《增订建阳刻书史》经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八章40节,约46万字。内容丰富详实、考证充分、通俗易懂,且考究时间跨度大,囊括了从五代、宋代、元代、明代至清代建阳千年刻书史,翔实阐述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系统的特点,并对建阳刻书的历史地位与文化影响进行归纳与总结,是全面了解建阳刻书史的一部经典力作。

福建刻书业与区域文化格局关系的研究

刻书业兼具文化与商业的双重属性,拥有商贸基础和文人学者荟萃的文化中心能够为之提供几倍于其他地点的发展概率。本文以福建历史上刻书业的地域变迁为典型个案,逐一剖析刻书中心从闽北建阳到闽西汀州四堡,再到省会福州与区域文化格局演变之间的密切联系,证明书坊兴衰是文化发展的晴雨表。

建阳刻本《三国》小说传播衰退原因浅析

现存《三国》小说版本中,刊刻者以建阳书坊最为集中。建阳各版本《三国》小说的刊刻时间多集中于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年间,刻于天启崇祯间的较少。入清以后,建阳刻本《三国》小说就很少传播了。其传播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建阳书坊的衰落,二、建阳刻本《三国》小说通俗娱乐的品质定位;三、毛本《三国演义》的通行和小说艺术由俗入雅的发展趋势,以及小说类型发展的规律。

论宋代民间出版的特色及其影响——以福建建阳民间出版为例

宋代建阳由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文化的繁荣、交通的便利、造纸所需资源的充足,逐步发展成为当时的三大出版中心之一,特别是民间出版通过改革创新尤为繁荣。其出版的书籍在内容上追求实用性、功利性;在形式上追求通俗性、趣味性。建阳民间出版的改革与创新为福建的藏书、科举、教育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本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建本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对建本的评价要有历史的视角。笔者认为,建本应该是指建安刻书;建本兴起的根本原因是雕版印刷技术成熟并广泛传播。建本文献虽然存在一些质量问题,但对中国古代知识和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

明代通俗小说的兴盛与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重要关系。通俗小说刊刻起步于嘉靖年间,在万历时得到了迅猛发展,除了与印刷业的发展一致外,匠体字的运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建阳刻书具有浓厚的商业气味,采用上图下文的插图方式,内容与印刷都比较粗陋,针对的是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万历间江南民间出版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南京、苏州和杭州都是通俗小说出版的重要地区。到了天启、崇祯间,出版中心已逐渐转移到了这一带,这对通俗小说的装帧、题材及内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江南刻书开始重视书籍的质量,部分作品的插图、印刷都非常精美,成为可以独立欣赏的艺术品,同时某些具有较高素养的文人加入通俗小说的创作,也改变了通俗小说的美学风貌,呈现出文人小说的特点。

从评林本看余象斗的小说编辑与批评

在明万历年间福建建阳所刊的各种通俗小说中,余象斗及其刊刻的评林系列应该是颇有特色、为人瞩目的刻本。而这些评林本无不浸润着这位书坊主的斑斑墨迹,展现出他阅读作品时的一些心路历程。

千年墨香 建本流芳

建阳刻书业萌芽于五代、繁荣于两宋、延续于元明及清,兴盛七百余年。由宋至明,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齐备的建本书籍出版发行数量大大超过了以官刻为主的浙本蜀本,居全国之冠。建本流布甚广,影响深远,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醉翁谈录》选编故事发生地的文学地理分析

罗烨《醉翁谈录》是宋元时期一部与说话艺术关系密切的传奇集和杂俎集,在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中广受关注,但对其故事选编的地域特征,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学界未曾关注。《醉翁谈录》中闽地故事大约占全书一半卷数,而且现存刊本基本可以确定为闽刻本,因此,宋代闽地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建阳刻书文化是其编刊背景。《醉翁谈录》的故事选材暗合了文学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而一路向南的区域流变规律,其中故事情节所呈现的人群流动反映了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变化进程,表现了地域间文学交流的历史轨迹,对文学地理研究具有场景还原的文本内证意义。《醉翁谈录》作为文学发展史上的个案,或可启发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思路。

明代版画名手刘次泉考论

对刘次泉的研究,前人集中关注其以刻工身份参与的版刻活动。实际上除镌图之外,刘次泉还善于绘图,并曾以刊行者身份参与刻书。现存由刘次泉镌图或绘图的刊本超过20种,以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为主,其中近三分之一为《三国志演义》。其创作时间主要在万历年间至崇祯末年,大部分时间服务于建阳书坊,曾短暂寓居杭州等地。刘次泉的版画创作体现出较强的变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