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服务业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优做强”。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培育经济新动能的关键支撑。改革开放以来,遍布全国的各类开放载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作为现代工业产业园区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1984年由国务院批准建立,2021年已由最初的14家发展到230家,这些开发区以发达的制造业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开放带来进步 外资助力发展——庆祝“中国开发区创立40周年”开栏

在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外资》杂志社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方筹备,“庆祝中国开发区创立40周年”专题栏目,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可喜可贺!1984年,中国第一家国家级开发区——大连开发区成立,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现在,全国各类国家级开发区已达660多家,省级开发区2100多家。2022年,230家国家级经开区和178家国家级高新区共完成GDP32万亿元之多,占全国的25%以上,初步测算,全国各类开发区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全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实际利用外资和进出口总额均已超过全国的70%!

广州开发区: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站在40周年历史节点上,广州开发区将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州“改革开放排头兵、高质量发展领头羊”的重要使命,坚决扛起开发区担当,展现开发区作为,在全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中走前列。广州开发区成立于1984年,是全国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地处广州市东部,粤港澳大湾区的黄金内湾。广州开发区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区时9.6平方公里起步,先后融合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广州保税区、中新广州知识城等,规划面积扩大至如今的484平方公里。

不同主导功能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以江苏省188个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为例

开发区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研究不同主导功能开发区的土地集约利用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江苏省188个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为例,构建了基于不同主导功能的具有可比性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CRITIC组合赋权法测算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并从开发区主导功能视角对比产城融合型和工业主导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差异构建回归模型,探讨开发区主导功能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1)江苏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明显,不论是全部开发区还是不同主导功能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均呈现出苏南高、苏中次之、苏北最低的特点;(2)江苏省工业主导型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高于产城融合型开发区;(3)开发区主导功能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产城融合型开发区对土地利用集约度有显著负效应。

工程心理学混合式自主实验开发区研究

在信息技术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结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资源、线下实验室资源、实验课程教学和课后科研兴趣研讨,提出混合式自主实验开发区的实践教学模式,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和面向未来的核心素养,在学生成长、实验教学资源优化、教研成果推广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成果与经验。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actical teaching, combined with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platform resources, offline laboratory resources, experimental course teaching, and post class research interest discussions, a hybrid autonomous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zon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is proposed, aim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and future oriented core literacy. A series of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have been achieved in student growth, optimiza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sources, and promo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自主增能:经济开发区治理主体发展势能的生成逻辑——基于C开发区的长时段纵向案例研究

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探索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开发区治理主体间权力关系,但较少关注开发区治理主体如何生成发展势能。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构建“权力—要素—能动”解释框架,以C开发区长时段发展历程为例,探究开发区治理主体发展势能的生成逻辑。研究表明,开发区发展势能是空间权力结构、资源禀赋、组织能动性三元要素复合赋能的结果。空间权力配置、资源要素结构转型和组织能动性结构转换决定了开发区治理主体能动性。开发区治理主体采用混合治理权力与资源要素的结构增能、融合纵向分权与横向分责的制度增能、优化组织位阶与激励的人事增能策略,为开发区高水平制度创新和高质量经济发展塑造持续性动力。

开发区监察派出制度论析

监察派出制度是监察制度中的专门性监督制度,开发区是监督全覆盖的重点区域。开发区与行政区之间具有内嵌关系、差序关系和重叠关系,其权力架构具有扁平性和集中性,权力运行具有灵活性和风险性,权力空间具有封闭性和错位性。开发区监察派出制度规范包括监察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有主体资格规范、组织规范、授权规范。现行规范中调整开发区派出机构领导体制的规范尚需法制转化,县(区)级监察机关向开发区派出监察机构的现象亟须法制回应,监察机关派出行为的前置情形有待明确,开发区监察机构的案件管辖原则有待确立。可通过监察法修正案或监察法律解释的方式回应上述问题:一是将党内法规中关于开发区监察派出机构领导体制的规定进行法制转化;二是适时赋予县(区)级监察机关相应权限;三是建立开发区监察案件的管辖原则。

组织化调适:开发区治理中的职责配置变迁及其效应——基于苏州工业园区(SIP)改革案例

在“情景—行动—评价”的分析框架中,开发区治理正在经历持续的组织化调适,即在治理宏观框架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通过调适政府内部的权能结构并选择合理的实现方式,以此来达成治理愿景的一种组织行为。这种以调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为中心、以界分治理为主线、以政府职责配置的权变性引致其运行的精准化为主要内容的调整和适配努力,带来了积极且复杂的治理效应。在理论上,组织化调适是利用制度弹性更新政府权能实现方式的组织化努力,本质上是一种能动性调适,它对既有“渐弱式市场替代体制”构成渐进改造,从而引发了开发区治理的深度转型。开发区治理中政府角色厘定、职能配置、责任履行、工具选择及其绩效呈现,反映出地方政府治理中的问题回应性、行动理性化及其效应评价多元化,已然呈现出治理自主性的制度化倾向,同时也为持续的“圈层式创新”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新议题。

为我国开发区全过程人民民主探路的最新成果——力荐黄胜平会长的近作

遍布全国的各类开发区,是随改革开放大潮而起的新事物。开发区践行“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需要深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新课题。面对这一全新课题,全国开发区人大研究会会长黄胜平同志于2023年底出版了《我国人大制度视域下开发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研究》一书(以下简称《创新研究》)。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同志,在为此书撰写的序文中指出,全书“集中概括和反映了他致力于开发区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最新成果”(序P1)。

关于加强我国开发区人大工作的几个问题

开发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几十年前批准设立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主要目的就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1984年,国家批准兴办了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立。随着各地开发区主要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不断发展壮大,开发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日益显现。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做强“一智三新”产业 争创国家级经开区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钱开区)于2019年挂牌成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正北部,是重要的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台,也是距离杭州行政中心最近的省级经济开发区。钱开区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重点培育新材料、新装备、新能源等产业,打造“一智三新”产业体系,正奋力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省级开发区升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和各类开发区信息,采用行业上游度指标和省级开发区升级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冲击,实证检验开发区如何影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方式和嵌入位置。研究发现,开发区升级提高了城市生产和出口的价值链嵌入位置,此时企业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分工,向国外提供更多中间品。基于企业样本的微观机制分析表明,城市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迁移主要来自新进入企业上游度的变动,而非在位企业的生产结构调整。异质性分析表明,较早设立的开发区相比新设立的开发区在升级政策作用下提高分工地位的效应更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在于区内企业的升级,更在于对周边和区域整体分工地位提升的溢出效应。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创新引领新动能 打造智造产业高地

1993年,对于安徽芜湖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4月,国务院在安徽芜湖城北划定了10平方公里的地域,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芜湖经开区”)被正式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成为安徽省和中部地区非省会城市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自此,芜湖经开区逐步确立了全市“经济发展主战场、项目建设主阵地”的地位。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以下简称“天津经开区”),是1984年由国务院批复的全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之一。1986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天津经开区时亲笔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曾连续16年蝉联中国开发区综合排名之首。

利用外资促进开发区创新发展

开发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发区可以一劳永逸、始终是“优等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研提开发区创新发展之道成为当务之急。开发区是指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实行国家特定优惠政策的各类开发区。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从小渔村到“神州第一开发区”

位于辽宁省最南端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大连经开区”),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历经40年的发展,已成为东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极,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产业优势和科技创新能力,使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从“神州第一开发区”到“东北第一强区”。如今,走在大连经开区的核心主干道金马路上,看着眼前的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感受着国际化、现代化建筑风格带来的都市感,很难想象在40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打造21世纪现代化国际工业新城区

位于亚欧大陆桥东端,坐落于环渤海经济圈中心地带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天津经开区”),是中国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这里依托京津,辐射三北,人口密集、城市集中、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以“21世纪现代化国际工业新城区”为目标,天津经开区致力于塑造与国际惯例和国际市场接轨的投资环境,经过40年开发建设,投资环境日臻完善,经济实力迅猛增强,已成为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具吸引力的科技创新区域之一。

宁夏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分布特征与驱动因素分析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是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二者的关系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以宁夏开发区为例,评价分析2018—2021年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分布特征,从经济质量、创新驱动、开放环境、绿色转型和结构优化5个维度选取影响因素,应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究其对集约用地的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宁夏开发区土地集约水平呈现北部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区>南部山区的分布格局,研究时段内差异缩小。(2)GTWR模型可以有效捕捉驱动机制的时空差异,绿色转型、结构优化是土地集约利用的主导驱动因素,创新驱动、经济质量是次要因素。(3)各因子对集约用地的驱动作用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对北部引黄灌区开发区的驱动作用更显著,工业企业总收入增长率等则是中南部开发区的主要影响因素;单位工业收入地耗对集约水平的影响小幅下降,其他因子逐渐增强。研究揭示了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各开发区集约用地的动力机制,有助于为宁夏开发区土地利用的分区管控提供政策参考,也为西部黄河流域高质量园区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伊犁盆地南缘煤炭开发区水中放射性特征

为了查清伊犁盆地南缘重点煤炭资源开发区放射性环境现状,同时为煤田安全开发与辐射污染防控提供基础数据。在系统收集以往铀矿水化学调查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研究区内井水、泉水、河水、水文地质长期观测孔内水、生产矿区饮用水及铀矿地浸采区地下水等水源采样分析其放射性活度浓度,初步了解了不同含水岩层中放射性核素的分布特征。本次调查共发现30个地下水铀异常点、10个地表水铀异常点、32个地下水氡异常点,划定地下水铀异常区9处、地表水铀异常区5处、地下水氡异常区11处;铀异常区主要分布在洪海沟—加格斯台、苏阿苏—达拉地一带,多位于铀矿床及其周边;氡异常区受矿床控制明显,个别受断层控制;煤矿排水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与全疆水平相当,生活饮用水中总α、总β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但铀矿地浸采区地下水中总α、总β超标,不宜饮用。综合分析认为:研究区内铀异常、氡异常的形成多与附近铀矿化的发育存在密切关系,今后其附近地下水开发利用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放射性环境评价。

区域性开放性政策与企业污染排放——来自中国开发区设立的证据

以开发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污染排放数据库,考察区域性开放性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开发区设立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前端控制和末端处理是开发区设立促进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企业内前端控制主要源自重污染能源使用减少、清洁能源使用增加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企业内末端处理主要是由于开发区设立增强了企业污染处理能力、提高了企业污染处理率、增加了企业的污染处理量。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高生产率企业或行业研发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开发区设立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