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发式援助到赋能式援助——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范式变革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路径。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形成了开发式援助的独特路径。此种开发式援助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可能导致受援国无法形成自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逐步从以国际主义理念为主导的对外援助向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通过分析中国对非洲加纳的援助案例,发现:从开发式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是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的大势所趋,决定援助效果的关键因素是国际发展的治理体系设计和治理能力水平。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应高举全球南方的旗帜,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在尊重受援国意愿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赋能式援助,重视完善与有关方开展优势互补、富有成效的三边和区域合作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发展合作的治理能力,共同推动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进程。

金融资产配置、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行为——基于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视角

基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以及更好地实现创新强国目标,本文利用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不同动机下的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影响,且短期金融资产能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会抑制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机制检验表明,短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研发投入和现金流水平机制作用于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获利效应”和“替代效应”机制影响探索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在低主业盈利能力和股权激励不足的企业中更显著。考虑外部金融环境影响后,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且这一调节作用因企业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

民族地区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式保护研究——以广西壮锦为例

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一项优秀的文化资源,包含着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因此对其的保护与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概述广西壮锦发展沿革及其文化内涵的基础上,针对其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及保护与旅游开发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实施广西壮锦开发式保护的对策建议。并希望以此为鉴,对当前探索民族地区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途径有所裨益。

开发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及平衡创新的前因和后果:环境动荡性和新创企业绩效

基于265家新创企业样本数据,将环境动荡性纳入到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前因研究框架中,构建理论模型,利用层级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动荡性是企业调整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重要前因,环境动荡性对新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有显著正向作用,对开发式创新有显著负向作用,对两种创新的平衡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及其二者间的平衡都能显著地促进新创企业绩效,但探索式创新更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新创企业需要在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间进行权衡取舍,避免采用双元性创新模式。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芦笙踩堂开发式保护研究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芦笙踩堂历史悠久,当前对芦笙踩堂的保护与开发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要实现芦笙踩堂的可持续发展,应积极探索开发式保护的方式,在处理好保护与开发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知名度;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投资力度;加强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有效整合其他资源,开发休闲体育旅游专线。

“兴边富民行动”开发式扶贫基本策略分析

从2000年国家推行"兴边富民"战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兴边富民"与边境地区的开发式扶贫密切结合起来,通过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智力扶贫等多种方式,使边境地区的贫困现状得到有效改变。但是,边境地区的开发式扶贫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贫困形势严峻、参与主体不足、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等多方面,为此,本文认为,边境扶贫应借助"兴边富民"的契机,结合以往的扶贫经验,通过建立多元扶贫框架、采取多种扶贫手段、采用多种扶贫方式,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真正实现"兴边富民"行动的主旨。

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式扶贫工作问题的思考——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我国贫困人口大多聚集在交通不便的内陆农村山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移民库区及高原荒漠区,而消除少数民族贫困,加强民族团结历来是我国政府的重点工作,作为主流扶贫模式的开发式扶贫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随着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开发式扶贫也不断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以湘西州少数民族推行开发式扶贫工作为例,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式扶贫工作提出一些问题。

中国农村30年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与理论反思

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30年的开发式扶贫跨越了农村经济改革和小规模的区域扶贫、大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与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四个演进阶段,政策实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区域开发式扶贫政策措施在过去30年的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多需要认真反思、总结和研究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村扶贫战略对贫困的识别与认知、贫困标准、扶贫方式和扶贫瞄准机制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的调整和转换。依托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和就业的并重增长,促进开发式与救济式扶贫并举实施,将是下一步农村扶贫的必然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式保护中孵化理论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壮剧为例

在对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式保护和孵化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根据翔实的实地调查资料,分析了壮剧开发式保护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并从缓解困境、满足壮剧自身发展需要和实现保护的可持续性等角度探讨了在壮剧开发式保护过程中引入孵化理论的必要性,以及壮剧孵化的社会、经济和经验可行性。

能力贫困视域下中国农村开发式扶贫的困境与超越

能力贫困理论将贫困界定为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主张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我国农村开发扶贫中存在着贫困人口享受的扶贫资源较少、贫困人口减贫幅度越来越小、增收效果不明显、开发式扶贫难以有效应对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贫困农户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如教育文化水平、劳动力、利益表达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合作能力和参与能力短缺所致。为此,应将扶贫的关口前移,从提升贫困农户的可行能力入手提升农村的扶贫绩效。

从二维并行到一体互嵌:2020年后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的统筹发展

2020年后,农村绝对贫困将得到历史性消除,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消失和扶贫工作的结束。2020年后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贫困仍会以各种样态的相对贫困、特殊困难群体等形式呈现并长期存在。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需要在承继现有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升级开发式扶贫和完善拓展保障性扶贫,赋予其在新的发展阶段下的新内涵并强化二者在制度、政策、实践等多个层次上的融合互嵌,从二维并行走向一体互嵌发展,这应是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所要坚持的基本逻辑和方法论。

探索式创新、开发式创新与企业绩效

现有的关于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并没有一致结论。文章将企业绩效细分为新产品绩效和财务绩效,以苏州工业园区186家科技型企业为被试对象,分别研究不同创新战略对不同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创新战略对不同企业绩效有不同影响。

项目开发式考核与互动式教学的融合实践

本文从对项目开发式考核模式和互动式教学法的内涵解析出发,总结了多年来课题组在讲授"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设计"课程中的具体做法和实践经验,阐述了项目开发式考核和互动式教学这种教考融合模式在课程教学中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方法。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课程教学中的效果明显,能够较好地促进学生的知识和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可以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和主观能动性。

中国开发式扶贫基金流向问题研究

中国"开发式"扶贫制度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显示出显著性的成效,其取得的济贫效果为世界各国所认可,但随着开发式扶贫制度的深入,其资金的流向不明及瞄偏性等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在目前"硬政绩"与"软政绩"双重评价体系下,从地方政府的扶贫基金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补贴力度的视角来分析利益转移问题,采用赫克曼选择模型分析了扶贫基金流向的状况。虽然经验分析结果显示,扶贫基金的流向渠道很大程度上具有利益瞄准贫困群体的功能。但赫克曼模型的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扶贫基金流向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利益转移"的特征。贫困地区的扶贫基金却能够做到更好的瞄准性,而东部省市出现了扶贫基金的"利益转移"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给予"软政绩"这个评价体制更多的指标和更大的权重,约束地方政府干预的重心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扶贫龙头企业,从而能够真正的发挥"开发式"扶贫基金的初始功能。

积极推进现代农民教育培训是实现开发式扶贫的重要路径

为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纲要》指出，“深入推进扶贫开发，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是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根据《纲要》精神，要实施“开发式扶贫”，要“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笔者认为，就农村而言，无论是实施开发式扶贫，或者是提升扶贫开发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其实现的路径和关键是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采取切实的措施，推：进现代农民教育培训。

开发式扶贫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开发

21世纪以来,政府的开发式扶贫力度进一步加大,然而,减贫绩效却不理想,遭遇减贫速率下降、返贫困、贫困代际传递以及收入差距拉大等尴尬的处境。开发式扶贫尽管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但在实施中却存在目标、方式、主体、客体、内涵等定位偏差。要走出困境,必须调整定位,在开发式扶贫道路上,关键实施人力资本开发。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式保护研究——以壮族蚂虫另节旅游开发为例

基于文化遗产的遗存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关系,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重点之一便是寻求一种既满足其遗存价值保留又满足经济价值实现的协调发展方式。为充实和完善这一研究成果,本文以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蚂虫另节为个案,分析蚂虫另节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壮族蚂虫另节传承与保护现状,探讨蚂虫另节进行开发式保护的可行性及其意义,并就如何实施保护性旅游开发提出相应措施和策略。

对广西铜鼓文化的开发式保护思考

铜鼓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因其具有的特殊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铜鼓文化曾在南方各少数民族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在历史发展演进和文化生态改变的现实环境下,铜鼓文化也呈现出日渐衰微的局面,其原有的历史使命逐渐衰退,生存空间不断缩小,传统的保护模式已不足以实现传承发展的目的。基于目前的发展现状,应实施开发式保护策略,以期更好地保护铜鼓文化。

坚持开发式扶贫 努力完成既定目标

2008年6月24日，回良玉副总理对全国扶贫工作做出了一个重要批示，他在充分肯定今年上半年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下半年和今后的扶贫开发工作所要把握和坚持的重点问题。

新疆开发式扶贫的政策实践与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农村实施了开发式扶贫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新疆实现了经济增长和贫困下降的双重任务。但是也必须注意到,新的时期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扶贫开发战略对减贫的影响作用有限,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没有与扶贫战略紧密配合,极端贫困人口仍有漏出,扶贫政策绩效没有达到预期理想效果。文章对新疆开发式扶贫战略实施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对今后新疆制定新的贫困战略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