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开府制度考

汉魏时期的开府制度,应始于初平三年四月吕布任奋武将军之开府,而非李傕等之开府。李傕等开府乃继承、扩展吕布开府之制。开府者取得与三公相近似地位,在政局中枢中处于重要地位,而非仅实施一般将军之职责。开府之制,使一般将军这类非常设机构制度化、常态化,此或即开府之意义所在。开府之制在初期是执政地位与辟除掾史并重,开府者为握有实权者,并非虚号,亦非如后世所理解的开府即为辟召。魏蜀吴三国开府各具特色,但在开府者具有执政地位上并无不同。

蒙元时期的粘合家族与开府彰德

元太宗三年(1231)秋八月，“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明初修《元史》时，郎根据这种说法，在汉人列传的首卷146卷为耶律楚材和粘合重山立传。由於镇海是怯烈台氏(Kereitei)，另立传於120卷蒙古、色目人的列传中。在这三人中，耶律楚材和镇海皆有神道碑传世，前人对耶律楚材的研究甚多，而镇海又见於波斯文史料和南宋史料记载。比较起来，只有粘合重山的事迹较难说得清楚。他既然被视为蒙古开国相臣之一，而如此重要的人物长期被忽略，主要是因为本传记载过於简略，他处又极少见到他的事迹。本文希望通过对其他史料的勾稽，对这位蒙古开国相臣的出身和事迹有所补充发明。

论北魏时期的开府仪同三司

北魏国家沿袭晋制,继续设置开府仪同三司。但北魏的设置却采取了变通的做法。开府仪同三司成为仪同三司、开府的合置,而仪同三司、开府则是开府仪同三司的分置。这三个职官都只作为一些将军号与职事官的加官。北魏国家对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开府者的职官品级和身份都有严格限制。可以说加授这三个职官的品级,北魏前期、前《职员令》和后《职员令》的规定存在差异。后《职员令》则明确规定从二品以上的将军号和职事官能够加授这些职官。而且,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开府是鲜卑贵族、勋臣和汉族世家大族具有的特权。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开府的将军号和职事官,实际成为与太师、太保、太傅、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地位相近的准公,因而,也就获得活动礼仪与开府置佐的特殊优待。

史可法崇帧年间开府六安史略

《六安署病中感怀》是明末著名将领史可法崇祯年间作安徽地方长官开府六安时的珍贵文字.史可法于崇祯八年始任安徽地方长官,崇祯十年七月开府六安,至崇祯十二年夏离开六安.在六安期间,史可法政绩显著.

基于《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庾信及其骈文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最大的官修图书目录,《庾开府集笺注》收录于《四库全书总目》集部。馆臣从庾信人品文品、作品传世情况等方面对其进行点评,言明了收录此书的原因。在《提要》中馆臣虽不认可庾信为人,但较为客观地拨正了前代对庾信及其文学作品一味否定的态度,正视了庾信骈文的文学价值和影响,为人们研究庾信和六朝骈文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浅析魏晋公府的职能

魏晋时期,三公开府的职能不再是三公所独享的殊荣,但是其开府的职能仍然通过其公府辟除和其下属官吏有所体现;曹魏时期,“三公”的掾属人员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魏武帝曹操于建安十三年恢复了司直这一职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三公的人员设定,即曹操只是笼统的设置了三公的掾属人员。魏末晋初的时候,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当政者具体规定了三公掾属人员的官职、人数并且给其增设了武贲军;长史在魏晋时期,仍然具有总领公府事务的权力和为三公出谋划策的权力,但是司直在魏晋时期,其职能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其实施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西晋时,司直并没有列入三公的掾属中,司直监察百官的权利在司徒左长史掌管九品中正制中有所体现。本文通过分析魏晋公府职能的变化,说明魏晋时期公府仍有部分参政议政、举荐官员的权力。

洛阳时期的吴佩孚评析

本文就吴佩孚洛阳开府时期（1920年6月—1924年9月）的幕府、练兵、外交等活动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其洛阳之开府，将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的幕府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其练兵甚力，旨在实施其“武力统一”之梦，但政治上逆潮流、专横；而外交上尚能维护国家地位，不愿仰人鼻息，甚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不失为一爱国军人。他反对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血腥镇压二·七大罢工，则是其不能宽恕的历史罪责。

“唐丽战争”初探

关于唐和高丽的关系,即唐太宗父子之攻打高丽,史学界历来研究较少,很少有专文发表。在隋唐史著作和中国通史中,也是简单涉及,语焉不详。现就阅读有关文献所得,并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对唐丽战争略作初步探讨,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唐攻高丽之动机与原因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唐太宗父子之攻打高丽,有许多表面原因,即拯救汉民、声讨弑逆、恢复旧疆、预防后世之优、海东三国关系的影响等。但是,当我们对现存史料及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如果是这些表面原因,太宗父子绝无必要动用如此多的兵力,花如此大的代价攻打高丽。那么太宗父子攻打高丽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台北首任知府陈星聚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将其隶属福建省。第二年设台湾府,下辖台湾、风山、诸罗三县。随着台湾的开发,光绪元年(1875年)年,又增设台北府,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厅。台北府的开府在光绪三年(1877年)。当年和第二年,清廷任命向熹、林达泉为知府,但向熹并未到任,林达泉时为台湾知府试署台北。光绪四年(1878年)初任命陈星聚为台北知府,竖年,台北正式开府后陈星聚到任。故史称陈星聚为台北首任知府。

韦应物“折节”事论略——从对韦应物一诗的谈起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韦应物折节一事的真实性和折节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其原因在于对韦应物《逢杨开府》一诗理解上的偏差。通过对此诗的重新解读可以发现:韦应物折节一事确实存在,其折节的内涵乃是完成了从一个轻狂少年到循吏的转变。至于其转变的原因,除了"安史之乱"的影响,还与诗人自己的家族出身、在家族中的地位及乱后的生活状况等有关。韦应物的折节一事反映了中唐士风转变的历史运势,具有典型意义。

《宋史·吕颐浩传》补正

吕颐浩(1071～1139),字元直,齐州(今山东济南)人,为人"有胆略,善鞍马弓剑,当国步艰难之际,人倚之为重"。南宋高宗建炎、绍兴年间,吕颐浩两度出任宰辅,在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徐永辉先生认为,吕颐浩对宋朝在南方的重建有相当的贡献,他和高宗的互动关系最为良好。在宦海沉浮中,吕颐浩总是知所进退,尽心尽力为国效命。整体而言,吕颐浩堪称一位称职的重臣。

对徐成先生《杨恩玉〈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读后》评论的回应

在我的博士论文《萧梁政治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于2014年9月在中华书局出版。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徐成先生读过拙著后,撰写了《南朝制度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杨恩玉〈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读后》(下文简称《视角与方法》)一文,对拙著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评论。徐先生能够读完拙著并花费不少功夫写出评论,笔者内心感激不尽,同时也颇感愧疚。《视角和方法》

宦官仇士良鬻宠擅权“秘诀”

仇士良(781—843),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广东兴宁市)人,唐朝宦官。仇士良出身于"宦官世家",历经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在唐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威权炽盛,曾任内给事,藩镇监军使、内外五坊使、知内侍省事、左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左骁卫上将军,拜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

健笔凌云意纵横——记“中国通俗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萧赛

庾信文章老更成,健笔凌云意纵横。公元6世纪的北周文学家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幼博览群书,善诗赋、骈文,与徐陵齐名,其作风格绮丽,世称"徐、庾体"。但他身经战乱,历尽坎坷,后仕北周,累迁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意为建立公府,白选僚属,享受三公待遇),故称"庾开府"。著有《哀江南赋》等名篇,后人辑有《庾开府集》。因此,诗圣杜甫称他"健笔凌云意纵横"。中国通俗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萧赛,有着比庾开府更坎坷的经历,在通俗文学艺术上有着更巨大的贡献!

封孝琰及其妻崔氏墓志

封孝琰及其妻崔氏墓志,1966年夏在景县出土。早在1948年5月封氏墓群曾出土了北魏封魔奴、东魏封延之、北齐封子绘等五盒墓志,经考古调查证实,景县城东南的古墓群(俗称十八乱冢或封家坟),系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门阀士族渤海封氏的族葬地。封孝琰及崔氏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北朝史又增添了新资料。

基于玄府理论探析糖尿病性黄斑水肿的治疗

玄府理论的建立主要基于玄府学说与临床实践的结合,本文主要目的是探析玄府理论在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治疗上的应用。气、血、水代谢失常是DME的基本病理因素,其主要病理过程可概括为糖尿病(DM)从阴虚燥热向阴阳两虚的证候转化中引起的五脏功能失调、玄府郁闭,进一步可导致气滞、血瘀、水液内停,病变的根本在于眼之玄府,目中玄府郁闭为核心病机。在治疗上,以开通玄府为根本,以开府益气、活血利水法并重为法则,提倡辨证与辨病论治相结合,以逍遥散合五苓散为基础方,根据黄斑水肿气滞、血瘀、水停的偏重加减。在用药上,宜用辛散、开府之药,如柴胡、薄荷等,且善用虫类开府,如地龙等。玄府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治法在DME的应用。

韦孝宽墓志

京兆韦曲韦氏,源流长远。隋唐时间,韦家宗族繁盛,声势烜赫,出将入相,人物辈出,甚至与皇室互婚,参与朝枢。而奠此基业者,当推仕于北魏,西魏和北周三朝的韦孝宽。斯人《周书》卷三十一,《北史》卷六四和《通志》卷一五七有传。

倭五王遣使除授考

公元413年,倭王讚在相隔了一个半世纪后,第一次向中国东晋王朝“献方物”。从此以后,倭五王展开了频繁的对宋外交。据《晋书》、《宋书》、《南齐书》和《梁书》的记载,倭五王遣使除授的情况见表一。如表一所示,从413年到502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倭五王向中国南朝各王朝遣使计达13次。其中,因倭王新立或中国王朝新建而遣使朝贡占九次。

杨素墓志的发现与价值

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初仕北周,先被大家宰宇文护引为中外记室、后又任大都督、车骑大将军、汴州刺史、徐州总管等职,被封为清河郡公。杨坚任兆周丞相时,杨素“深自结纳”,杨坚“甚器之”。他辅佐隋文帝杨坚夺取并巩固了政权,以功封上柱国、御史大夫、越国公。又曾任内史令、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等职。后来,杨素又结交了晋王杨广,废斥太子勇,谋立杨广为太子,扶其登上帝位,被杨广任为尚书令、太子太师、司徒等职,改封为楚公。杨素又好学博览,“研精不倦,多所通涉。

有邰氏的来源和迁徙

有邰氏,乃炎帝神农氏姜姓的一支部落,起源于陕西眉县之邰亭,后东迁于汾水下游,称为台骀。其后有继续东迁至山东费县之台亭者,称墨台氏,春秋初被鲁国所并。一、有邰氏的起源据《左传》昭公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嘉之,封诸汾川。……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史记·郑世家》也载晋平公之病是“实沈、台骀为祟……台骀,汾、洮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