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经济传统的内在危机——开放环境下分离主义的根源分析

分离主义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会遭遇的现实或潜在风险。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独占制造业收益或自然资源收益的动机常常成为一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寻求独立分离的内在动机;即使在一国主体民族社会内部,发展开放经济也存在造成社会裂痕的潜在风险。在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一个守成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经济基础一旦衰弱,也有可能成为分离主义兴起的契机。目前,开放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外资垄断、外部经济金融危机传染风险、涉外利益集团出卖经济利益等问题已经较为明显,而开放经济发展可能危及国家政治统一的风险还暴露得不够充分,这就格外要求我们增强预见性,防患于未然。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政治经济学逻辑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将发展拓展到全球视野,将开放发展和共同发展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实现了内向维度现代化与外向维度现代化的有机统一。这既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必然结果,也为构建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现实基础。在开放条件下,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发展进程,还是包含合作与治理的国家间互动进程。根据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主要可分为发展导向型现代化和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两种模式。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会实现从发展导向型现代化向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的跃升。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践行开放发展理念,立足商品要素型开放奠定的基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体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以及自立自强与自主开放的互补互促。从学科建设和研究议程拓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政治—经济互动可以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开放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奠定基础。

美国限制中国农地投资的风险政治逻辑

虽然中国对美国农地的投资规模较小,但近年来美国在联邦和州层面出台了大量限制中国农地投资的法案。基于风险的开放经济政治框架可以发现,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居民往往有着类似的风险偏好,风险感知通过对相似性的判断而形成。由于中美之间在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美国社会和政治人物对中国的农地投资的风险感知往往被放大,促使对中国投资的风险评估更为保守。例如,在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案例中,对食品安全标准的担忧和对美国食品供应链潜在风险的关注加剧了对中国农业投资的警觉性。类似地,在阜丰投资北达科他州的案例中,投资方的中国背景和项目与重要军事基地的地理邻近性引起的国家安全担忧导致了项目的取消。

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

从1979年新贸易理论诞生以来,国际贸易理论历经了新经济地理、贸易与新增长理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也称为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新新贸易理论等数次理论创新过程,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这些理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在讨论了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历次创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之后,作者提出应该从多重角度辩证地理解这些理论创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放经济政治"分析范式把对个体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析奠定在经济学理论分析(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并强调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多层次的互动研究,这有利于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明确的演绎逻辑。与此同时,问题导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仍应保持其在方法论上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

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政治经济学先后经历了宏观层次的范式辩论和中观层次的开放经济政治学两个学科发展阶段。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又一次重塑了国际经济秩序。由于支持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研究路径的单极霸权结构逐渐坍塌,学界开始全面反思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在新时代的局限性,并试图重新找回体系结构、国家权力和理念冲突等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塑造作用,并且强调由"方法导向型"向"问题导向型"的研究转变,这促使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波知识浪潮的到来。

逆全球化动向的国内政治效应:核心议题与理论契机

同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一样,逆全球化也会产生相应的国内政治效应。逆经济全球化动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带来了丰富的理论议题,包括对社会分化、政党政治、政治制度等产生的重要政治效应。同时,新一轮的逆全球化动向也反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面临的理论挑战。因研究议题多局限于对外经济政策,对国内政治效应的研究十分不足。所谓开放经济的政治学,实则为"经济开放的政治学"。这些理论挑战也为进一步的知识增长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