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被动开放金融——基于中美贸易战的战略思考

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战术目标是希望中国削减1 00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贸易逆差;战役目标就是打击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是诱惑和逼迫中国按照其要求全面开放金融。中国必须认识国际贸易的历史规律,准确研判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和目标,冷静认识中国金融现状。决不能拿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作为交易以平息贸易战。中国如果按美国的要求被动开放金融,等于"自毁长城"、落入"特朗普陷阱"。

认识·实践·再认识——重读《发展股份经济 开放金融市场》一文有感

1986年5月由广州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蔚蓝色的道路》一书出版了。这本探索、研究广州地区经济改革有关问题的论著，极具超前性，值得一读。直到今天，时间已过了10多年，再重温书中的文章，仍觉得颇有启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当时所处经济、政治环境的局限性，书中某些论点未得到充分的论述，但仍有某些观点，闪耀着超前的改革开放意识的光芒。

开放金融条件下股指期货的风险管理研究

本文在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宏观背景下,从分析开放金融条件下我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动态变化入手,论证了推出股指期货交易对于我国金融开放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并着重分析了开放金融条件下我国股指期货交易可能面临的各项风险特征,相应地提出了几点股指期货的风险管理措施。

略论适度开放金融市场

发源于泰国的金融风波在东南亚国家蔓延开来后,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除了他们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弱点外,最根布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国内市场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之前就过快过大地开放了金融市场,实现了资本市场的自由化。

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与防范金融风险

当前如何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热门话题。本文不赞成将中国大陆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没有过早地实施金融自由化，而是认为中国应积极推进金融开放，并借鉴吸取各国金融开放的经验教训；指出开放我国金融市场须以循序渐进为原则，并进而提出了我国在金融开放中应采取的对策。

开放金融市场的辩证思考

近几年来,虽然理论界、金融界对开放金融市场的讨论十分热烈,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金融市场的开发却十分缓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顾虑重重,对金融市场的利弊缺乏辩证的分析思考。因此,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如何辩证地分析开放金融市场的利弊,以便能正确地估价金融市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现实风险和实施路径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数字科技产业发展与中国积极加入CPTPP、DEPA的趋势要求,以国际高标准规则和中国金融开放的问题为导向,厘清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瓶颈和基于RTA规则的差距,从金融服务业务、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等领域分析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和现实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的长中短期目标、实施路径、战略规划和方案设计。文章的研究为中国克服金融开放瓶颈,推进“金融深化”,建设金融强国,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开放型金融理论知识体系提供有益贡献。

金融开放、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金融开放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改善融资环境、驱动企业创新发展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使用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跨境资本流动视角检验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开放提升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经过工具变量法、PSM法、Heckman两步法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通过缓解整体融资约束、降低债权和股权融资成本、增加股权融资规模等路径驱动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上述关系在非国有产权、资产规模小、区域金融欠发达以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化水平强化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效应,并且金融开放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投资的市场绩效和经营绩效。本研究有助于理解金融开放、融资环境改善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论对金融开放的政策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世界主要自贸港金融开放路径对海南的启示

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成熟自贸港在金融支持港区建设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和共同规律。在借鉴这些共同经验的基础上,也要充分把握海南自贸港在金融发展水平、开放程度、法律监管体系以及目标定位等方面的中国特色。以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制度创新为抓手,做好自贸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是海南封关运作关键之年的重要任务,也是自贸港为全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金融开放探索可复制推广经验的重要使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和直接投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与直接投资,既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资金融通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十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行业较为广泛、投资区域相对集中等特征。金融开放通过拓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推动资本在国内外市场合理配置,促进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开放水平普遍较低、中国投资项目融资难度较大等现实制约,要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重点服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加强金融合作,守住风险底线,努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优化倒逼机制,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精准破解中国企业“走出去”困境;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规范与引导,帮助企业借力金融开放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率,推动金融开放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融合发展与相互促进。

金融开放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

以200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金融开放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开放提升了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且这一关系在非国有产权、资产规模小、金融欠发达区域以及出口导向等融资敏感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显著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拓展分析发现,当资本结构向下偏离目标值时,金融开放提高了企业通过增加负债、减少权益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当资本结构向上偏离目标值时,金融开放提高了企业通过减少负债、增加权益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

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成为后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根本遵循。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金融资本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炼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即金融高水平开放是在货币开放的基础上,金融资本借助于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载体实现跨境自由流动并完成积累和增殖,同时规避货币、货币索取权或证券形式的权利证书的快速积累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的经济过程。中国金融开放的实践进程丰富了这一逻辑,即金融开放为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夯实了基础,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载体种类不断扩围,以及积极探索金融制度型开放。然而,当前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如全球美元依赖型金融环境的外部约束、金融资本跨境流动存在结构性错配、金融机构的载体功能尚未完全释放和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等。因此,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策略选择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形成境外人民币稳定供给机制以发挥货币在金融资本跨境流动中的基础作用、疏通金融机构载体职能发挥中的堵点以在吸引外资上提供更大便利、提升金融市场“管道式”开放能级以促进金融资本在更大合理范围内流动、优化境内外金融资本环境提高收益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积极培育促进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与防范快速积累风险的规训环境。

深化金融开放增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创新效应吗?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不断深化,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创新效应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本文通过时变面板模型对深化金融开放下FDI的创新溢出机制进行研究,证实该机制存在横向及纵向结构断裂。目前,地区创新质量受金融开放与FDI联合影响;而FDI的影响则呈现经济正常时期顺周期、危机时期逆周期特点。特别是,二者对东部地区的联合影响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可通过提升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吸引优质投资以增强地区创新能力;而中部地区则表现出增加FDI促进创新数量、深化开放提升创新质量,可通过深化金融业开放、放松资本及货币市场管制有效提高创新能力,同时吸收东部地区转移的外资企业可刺激创新积极性;西部地区中虽二者联合影响为正,但要在深化金融开放、引入FDI以激发经济发展潜力与抑制区域创新能力间做好平衡。

金融开放、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成为强化国家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金融开放、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良好的金融开放环境能够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开放能够缓解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向作用,具体体现于事实金融开放。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开放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调节效应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与非国有企业内更显著,在中西部地区、非制造业与国有企业内较不显著。

金融双向开放是否促进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基于85家商业银行的盈利分析

基于熵值法测得我国的事实金融双向开放度和85家具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的方法,实证分析金融双向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双向开放对银行盈利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对国有银行和农商行盈利的促进作用大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同时在剔除国有银行后,在金融双向开放水平提高过程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提升的影响程度比大银行更大。因此,银行业需利用金融双向开放的正向效应积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政府应重点关注中小型银行的经营水平以及国有银行和农商行的稳健性发展。此外,政府需加快我国金融制度顶层设计,完善监管框架和制度体系,提升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我国金融服务负面清单开放的最新进展——基于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定的比较分析

负面清单开放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普遍采用的方式。2024年1月,中国—尼加拉瓜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我国在国际自贸协定中的首张金融服务负面清单落地。中尼金融负面清单在形式上既与RCEP、CPTPP中的负面清单存在相似之处,又与这些负面清单以及我国自主发布的负面清单有不同之处,作为我国首张在国际自贸协定中金融负面清单的试验性特点,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同时,也进行了中国特色的制度规则创新。在我国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中,推进金融服务负面清单开放应把握好投资准入限制措施数量与开放程度的关系、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的关系、自贸协定签约国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对外协定与国内立法的关系、高水平开放与特殊领域保护的关系、先行先试与普遍开放的关系。

青岛自贸片区金融开放创新研究

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是青岛自贸片区发展的重要方向。面对金融聚集度不足、特色优势不明显、创新业务规模偏小等问题,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发展新高地需要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统筹各功能区金融资源,形成涵盖片区管委、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多个方面的合力,提升人才引进、环境营造、特色业务、区域联动、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的水平。

深化金融制度型开放:方向与策略

稳步扩大金融制度型开放,是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以及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分析WTO-FTA金融规则演进趋势,对比CPTPP、RCEP等主要自由贸易协定金融规则差异性,可以发现我国在金融自由化等关键性条款、金融数据流动等敏感性条款,以及在“新金融”等全新议题上,与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存在较大差距。应以对标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强化金融法制建设、落实金融管理措施、金融标准国际化作为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主要方向,以“国内统一、国际接轨”为原则,完善金融制度体系;以“一带一路”等国际开放平台为载体,推动金融规则“引进来”“走出去”;以自贸试验区为依托,推动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压力测试与复制推广;以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为指引,加强金融监管,稳步扩大金融制度型开放。

金融开放对商贸流通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贸易开放与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

金融开放作为推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键力量,其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随着贸易开放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推进,商贸流通业正面临着结构升级的时机。基于此,本文基于贸易开放与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金融开放对商贸流通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旨在为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和学术界提供有益的思考,以促进商贸流通业更加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显著促进了商贸流通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水平的提升,推动了商贸流通业的结构升级;贸易开放以及技术进步均在金融开放与商贸流通业结构升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背景下跨境电商发展的对策研究

本文探讨了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背景下,广西壮族自治区跨境电商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分析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政策实施、法律法规、物流、支付平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挑战,并提出了加强政策落地、法律法规建设、在线平台建设、金融支持和人才培养等建议,以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跨境电商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