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收购异地子公司策略探究

随着当前上市公司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很多上市公司会选择收购子公司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尤其是对于规模更大的上市公司来说,通过收购异地子公司扩大企业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则成为了提高企业经营规模的关键措施。不过由于不同地区的文化、法律法规、市场营商环境和企业管理策略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所以如何选择合理的策略顺利完成异地子公司收购成为了上市公司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为此,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收购异地子公司的作用以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并且提出了上市公司收购异地子公司的策略以供参考。

加强异地子公司监管的实践与探索

通过对中车部分企业异地子公司运营情况的研究,认为要实现监管全覆盖、监督有效果,确保资产安全、有序运行,从而实现建设国际级企业战略的新目标,应该着力做到以下四点——谋求战略规划、确立绩效指标,完成异地子公司的既定目标;规范生产经营,加强风险控制,确保异地企业健康有序运转;强化干部管理,重视选人用人,打造异地子公司廉洁高效干部队伍;落实监管手段,约束从业行为,不断提高廉洁从业意识。

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资本跨地域流动?——基于上市公司新增异地子公司的证据

本文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跨地域流动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提高数字化水平可以显著促进资本跨地域流动,具体表现为新增异地子公司数量的提高,且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序列内形成具有叠加特征的促进作用,并呈现出结构异质性的特点。数字化水平提升对资本跨地域流动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渠道实现;以财政补贴为表现的政企关系负向影响企业数字化水平对资本跨地域流动的促进作用。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引发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吗?——基于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经验证据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兼顾碳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政策,地区间试点设立差异可能引发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产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非预期效应。基于2008—2021年重污染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引发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体现在低碳城市试点设立的地区差异性为企业提供了异地迁移减弱环境压力的空间,使企业在非低碳城市设立更多异地子公司。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通过提高环境监管力度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外部监管渠道引发企业异地迁移,也能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持续盈余和增加企业碳风险的内部治理渠道引发企业异地迁移。拓展性研究发现,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下,成本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绿色转型基础较为薄弱的企业以及搬迁成本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异地迁移策略。此外,污染迁移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具有一定的“污染光环”效应,污染企业的迁移并非单纯的规避环境压力的寻找污染避难所行为,子公司也会增加创新产出、规划环境治理活动。研究结论对于优化低碳城市试点设计,加强低碳城市政策的地区协调性具有启示意义。

市场分割与异地子公司分布

本文研究市场分割对企业异地子公司分布及效果的影响,并判断市场分割背后是政府之手(中性政府、支持之手、掠夺之手)中哪一类发挥主导作用。研究发现:市场分割导致地方国企相比民企有更少的异地子公司分布,该结论在母公司、子公司和新增子公司样本中,以及考虑了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子公司分布效果发现,市场分割降低了地方国企的公司价值,也增加了地方国企的过度投资;并且这些效应均随地方国企异地子公司分布的增加而减弱;但在民企中均不成立。这些结论表明市场分割主要扮演了政府的"掠夺之手",虽然地方国企的异地子公司能一定程度上逃离这种掠夺,但由于市场分割增强了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地方国企异地子公司的建立更加被限制。本文的研究拓展和丰富了政府之手的相关研究,其结论有助于理解我国企业子公司分布的动机及效果。

土地招商竞争对污染源跨区域转移的影响——基于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的经验证据

污染源跨区域转移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障碍,对其治理需要政策间的协同配合。地方政府间土地招商竞争引发的土地错配后果得到广泛关注,但是否导致了污染源跨区域转移尚缺乏实证支持。本文采用重污染上市公司异地建立子公司的微观数据检验了土地招商竞争对重污染企业迁移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土地出让价格越低,越能吸引重污染企业异地迁入;土地管制越宽松,重污染企业越不会向异地迁出。这表明土地招商竞争导致了污染源“存量不减、增量增加”。当母公司位于东部、市场势力强、盈利或融资能力好时,该效应更显著;地方政府土地招商竞争会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融资难度和营业成本、增加社会资本投入等机制,吸引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最后利用土地储备制度和土地保障政策两种不同趋向的政策验证了土地招商竞争对治污效果的负面效应。本文为避免政策碎片化对治污效果的负面影响、强化环境规制与土地招商政策之间的协同配合提供了实证参考。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异地子公司拓展与产业溢出效应——来自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证据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实现跨地区发展并发挥其产业带动效应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跨地区设立子公司的影响及其产业溢出效应。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本文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跨省参与精准扶贫有助于企业拓展异地子公司,显著增加上市公司在被扶贫地区的新增异地子公司数量;(2)机制分析发现,上市公司参与异地精准扶贫能显著提升其在被扶贫地区的声誉,提高其信息和资源获取能力;(3)从产业溢出效应来看,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并在被扶贫地设立异地子公司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不仅显著提高被扶贫地区已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能力,而且改善了被扶贫地区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环境,使被扶贫地区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明显增加。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促进企业跨地区发展并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与企业跨区域投资布局——基于2008—2018年上市公司新增子公司地理分布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带来的城市营商环境的改善,本文研究其对地区投资吸引力的提升作用,进一步探究背后的作用机制。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后发现:(1)获选“全国文明城市”对企业跨区域投资吸引力显著提升,体现在当地新设的企业子公司数量明显增加。(2)企业跨区域投资布局的内在机理在于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后营商环境的改善,具体表现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以及潜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3)“全国文明城市”的投资吸引效应在市场化程度以及创新创业活力更高的城市更为明显,同时“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加速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并有效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本文研究丰富拓展了城市治理与制度环境影响微观企业投资经营的经验证据,为完善“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制度以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新型城市化发展目标提供新的经验启示。

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资本跨区域流动对物流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

资本跨区域流动是区域和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但鲜有研究关注到企业如何获益于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问题。以物流企业为对象,研究以设立异地子公司为形式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对经营效率的影响,利用2010-2022年上市物流企业数据发现:(1)物流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效应,提高企业自身的经营效率;(2)对处于非流通节点地区的物流企业而言,该提高作用更明显。研究表明,物流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有助于弥补地区间流通基础设施的短板,在响应国家战略对现代流通业跨区域均衡发展要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物流企业面临的低效运营难题,实现了多方共赢。

高铁开通与企业经营空间的地理扩张--基于2004—2018年上市公司子公司地理信息的实证分析

高铁开通压缩了区域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了市场一体化程度,降低了企业异地开设子公司的交通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使得企业经营得以地理扩张。基于高铁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高铁建设的站点矢量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及子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分析了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跨地域开设子公司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地级市开通高铁后,既能促进本地企业向外开设子公司,也能促进外地企业向本地开设子公司,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的空间双向扩张;②高铁开通对于企业经营空间地理扩张的影响机制在于,缩短了区域之间的时空距离,提升了区域之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降低了企业开设子公司的成本;③私营企业所在地开通高铁对企业经营空间扩张的影响显著为正,企业所在地区为东部地区时开通高铁对于企业经营空间扩张的影响显著为正。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兼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字技术本身的新突破可以提高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治理效率,促进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本文结合2007-2021年企业数字专利和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证据,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可以促使异地子公司利润分回母公司,进而提高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产业化行业和非数字经济行业、同一经济圈以外以及市场分割程度较低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赋能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没有数字技术创新的企业,数字化战略也有助于企业跨地区发展,但促进效果并没有前者强。此外,虽然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企业资本流向更为发达的地区,但有利于缩小母子公司所在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差距。本文从企业异地发展的角度揭示数字技术创新助力企业资本跨地区流动的重要作用,检验地理性二元经济理论的中国实践结果,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政策制定、巩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

地区间信任与集团异地发展——基于企业边界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研究地区间信任对企业集团异地发展的影响,并区分其影响机制。基于企业边界理论,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指出地区间信任能够降低异地市场交易成本和集团组织成本,二者对集团异地发展有相反效应,集团异地发展程度取决于两类成本降低的程度。基于2008～2013年手动整理的上市公司母、子公司地理数据和CESS调查的地区间信任数据,本文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母公司所在地与异地信任程度越高,集团在该地建立异地子公司的数量越多。这意味着地区间信任更多降低了集团组织成本,促进了集团异地发展。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之后仍然稳健。(2)进一步研究显示,地区间信任对异地子公司的作用在市场进入难度更小的地区间更强,并且主要存在于民营集团中。(3)从经济后果来看,地区间信任降低集团组织成本还体现在减少异地子公司管理费用并提高异地子公司绩效上。基于单一国家数据,本文将地区间信任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视角纳入集团异地发展的分析框架,从视角和影响机制上拓展了企业集团发展的相关研究。

企业集团的资本要素异地配置与投资效率优化研究——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新时代情境

在双循环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跨区域配置要素构成微观企业能否抓住发展机遇的关键选择。文章研究中国企业集团的资本要素异地配置对其整体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借助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红利,企业集团的资本异地配置能够提升子公司层面的现金资源使用成效,从而对集团整体投资效率产生优化作用,具体表现为弥补投资不足和抑制投资过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前述影响作用在集团内部信息流动通畅、内部管控水平较高以及金字塔结构较为扁平的情况下更加明显,而资本要素异地配置最终有助于提升集团整体的市场价值和生产能力。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实施跨区域投资能够更好地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仅有力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改革方向,而且为双循环下我国企业集团更好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以优化资本投资效率提供了实现路径。

向家乡投资：信息、熟悉还是代理问题？

本文探讨公司投资中是否存在CEO的"家乡偏好",并且在信息、熟悉假说之外,基于身份认同经济学进一步提出代理问题假说,以检验中国情景下公司投资的家乡偏好动机。以手工整理的民营上市公司CEO家乡以及母、子公司地理数据,本文通过民营上市公司—地区—年度样本以及仅包含了异地任职CEO公司的子样本实证均发现:公司会更多在CEO的家乡建立异地子公司,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测试之后仍然成立;并且CEO家乡的子公司相比其他异地子公司绩效更差。这说明公司投资中确实存在CEO的"家乡偏好",并且其更适合以代理问题假说来解释,而非信息和熟悉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身代理问题越轻(CEO持股、年轻CEO)和外部治理越强(机构投资者持股高、分析师跟踪多)均会抑制公司向CEO家乡的投资;代理问题假说解释的"家乡偏好"投资并不存在于董事长个体中,我们虽然也发现公司会更多向董事长家乡投资,但这种投资的绩效并无显著差异,相对更适合以熟悉假说解释。本文从家乡偏好视角将身份认同引入经理人代理行为,不仅在公司投资层面丰富了家乡偏好的经济后果,也以经理人个人偏好拓展和丰富了经理人代理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中国情景下经理人代理问题的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