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异地审判制度的价值内涵分析

行政诉讼异地审判的出现虽说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小小的变动举措,但它却包含着司法为民、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等几方面的诉讼价值观,异地审判以中国式的方式诠释了诉讼法律价值在中国的地方性特色和特殊内容。

高官异地审判的实践困境与完善构想

异地审判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在惩治高级官员涉嫌职务犯罪时遵循的一项惯例,其渊源可追溯至历史上的治吏之道。高官异地审判可以降低审判过程和结果受到案外因素干扰和影响的机率,保证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反腐肃贪。我国立法未有高官异地审判之明确规定,该制度之法理仍存争议,导致实践中存在一定问题。应当从制度内容和程序设计等方面对其加以完善。

行政诉讼异地审判的规范分析

异地审判是我国近年来行政诉讼中涌现出来的司法新现象。它虽属制度创新,但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却有着雄厚的规范基础和充分的依据。《行政诉讼法》中有关立法目的、管辖权安排和回避的相关规定,都从不同方面对异地审判进行了规范上的诠释。

高官异地审判:在公正和效率的价值博奕中寻求平衡

高官腐败案件实行异地审判,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为防止地方干扰,确保司法公正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司法措施,但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却面临着司法效益的流失。高官异地审判折射出我国司法公正不足的现实,从长远看,并非司法制度发展的最终方向。

法律制度建构的司法进路——以行政诉讼异地审判制的诞生为例

行政诉讼异地审判是我国近几年来司法实践中涌现出的新现象,这一现象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个别性事件,更是一个对我国法律制度建构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的系统司法行为。异地审判由法官的灵感而启动,靠法官的理性而成熟,这是法律制度启动的源头;异地审判运行过程是法官的技巧和智慧的展开过程,这又是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异地审判的司法实践还在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立法。总之,异地审判实践背后隐含的司法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恰恰是中国法律制度构建所需要的最宝贵的东西。

李庄案异地审判的法理分析

李庄申请一审法庭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回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集体回避或整体回避,应当说其回避申请具有一定的法律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赋予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但是考虑到重庆法院审理此案在法理上的正当性不足,为了提高裁判的公信力,回应公众对重庆方面审判的质疑,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可以通过指定管辖的方式,将案件由犯罪地的法院移送被告人居住地的法院审判,这样做可能更能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

从异地审判再探司法独立

笔者认为异地审判实为＂司法不公＂的无奈之举,实为＂制度不善＂的权宜之举。中国的法治要向前进步,一切只有归根于制度上的建设和完善,才能真正的推动司法的独立,维护社会的公正,捍卫法律的尊严。

异地审判涉嫌违法

异地审判,现在在我国反腐败重大案件审理中已经成了一种惯例.马向东、胡长清、王怀忠等腐败大案,都由省以上高级法院指定到异地审理.各省的一些大案,也大量地在省内各中级法院之间异地指定.这种做法同以前我们传统的打击刑事犯罪,把杀人犯强奸犯押赴当地召开公审大会开庭以教育群众震慑犯罪,恰好倒了个个.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了?

异地审判与管辖规定的冲突与完善

自2001年辽宁"慕马案"后,90%以上的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开始实行异地审判,其中省部级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实行跨省异地审判。"这是我国司法机关面对高官腐败,为防止地方干扰、确保司法公正而采取的异地审判制度的重要表现"。异地审判涉及到管辖问题。由于我国法律对管辖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

领导干部职务犯罪刑事案件异地审判

近年来,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由于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关于如何进行司法审判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议。造成这样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历史遗留的因素、有社会大环境下的因素等等,最主要的就是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独立问题,本文将就此问题作一个调查研究。

异地审判与我国刑事管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以高官职务犯罪案件的管辖为视角

异地审判在有效惩治职务犯罪、实现司法公正的同时,也面临着合法性受到质疑的问题,同时还存在着因部门之间协调不力而导致公正与效率两败俱伤的隐患。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审判管辖制度,具体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增加属人管辖的内容,二是完善移送管辖制度,明确规定属地管辖原则的例外情形。

关于行政案件异地交叉审判模式的思考

为解决现行体制下法院不敢和不能正常行使行政案件的立案权、审判权、执行权现象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有关“移送管辖”的相关规定 ,尝试推行了行政案件异地交叉审判模式。该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独立和权力监督 ,因而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但同时 ,在现行体制下进行的异地交叉审判模式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本文通过分析异地交叉审判模式产生的背景和成因、规范与法理之基础 ,尝试对部分质疑作出回应与反思 ,并期待异地交叉审判模式成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司法体制改革的契机。

“异地法官本地审”刍议

刑事案件异地审判,其目的在于排除案外因素干扰,保障司法公正。异地审判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造成诉讼迟延,增加被告人诉讼负担,异地补充核实证据不便等问题。结合指定管辖的现有规定,构建"异地法官本地审"模式,由犯罪地办案机关负责案件侦控工作,上级法院指定管辖后,受案法院选派法官前往犯罪地审理案件,以此有效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方便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

我国当前惩治高官腐败犯罪的法理思考

腐败犯罪是当前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在腐败犯罪中,高官腐败犯罪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在我国刑法目前对严重腐败犯罪配置死刑的情况下,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腐败犯罪高官依法判处死刑包括立即执行,与当前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改革并不矛盾;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实行异地审判,主要是为了排除干扰,确保案件审判公正。应实现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异地审判的制度化,并增加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属人管辖的内容;高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是当前我国高官腐败犯罪的一个新动向,"两高"及时颁布司法解释将情妇等"特定关系人"纳入反腐败法治的视野,标志着我国反腐败法治的一大进步。

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之改造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一些弊端制约着行政案件的审判,尤其制约着行政诉讼的管辖。要解决行政诉讼管辖问题就必须从改革司法体制入手,建立异地审判制度和设立巡回法院。也可以设立行政法院,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促进和推动司法体制的改革。

“杨佳袭警案”的程序公正问题透视

"杨佳袭警案"在司法过程中出现诸多程序公正问题,其包括法律援助律师的指定程序被公然违反;律师会见权遭受不合理的限制;庭审公开通过技术性操纵受到规避;异地管辖未引起慎重对待以及针对证人出庭和重新鉴定的证据申请在裁判理由上发生的懈怠。这种状况集中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司法应当迅速转变这种传统观念。

司法实务问题不能一概归于立法缺陷——本刊专访中国著名法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教授

目前,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日趋科学,刑事立法日益健全,刑事司法日渐理性。不过,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和国际社会反腐败的趋势看,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建设仍存在一定缺陷,需要适时完善,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些困惑亟待理清。近日,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著名法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教授(以下简称'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