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案件异地管辖热的冷思考

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是在现行司法体制内进行的一种制度创新,对缓解被告所在地法院压力、促进行政案件的公正审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种制度创新存在诸多值得深思的隐忧。异地管辖改革本身尚面临合法性危机,其大力推行破坏了诉讼程序的安定性,进一步扭曲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并增加了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成本,这种屈服于行政干预的鸵鸟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当前行政诉讼的困境。就改革时机与成效而言,重新配置中级人民法院与基层人民法院的初审管辖权才是当下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更为可行的改革方案。

行政诉讼异地管辖制度实证研究——以河南模式为样本

长久以来,为摆脱地方党政机关的干扰,提高司法独立性和公信力,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改革从未停止脚步。从最高院到地方法院的探索试验中,提级管辖、集中管辖、异地管辖制度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也暴露了大量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河南法院在异地管辖制度上的创新之举及取得的实际成效值得肯定。应在梳理行政诉讼管辖制度变革的基础上,总结、确认实定法的规定,不断发展和完善行政诉讼异地管辖制度。

司法反腐的中国模式:职务犯罪异地管辖研究

职务犯罪异地管辖,源于现行司法体制框架下对腐败犯罪进行司法追诉的特殊需要,其通过对职务犯罪刑事案件传统司法管辖模式的变革调整,优化了司法职权配置,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提供了程序保障。异地管辖在不触动现行司法体制的前提下,以司法机制的变革达致了融化体制坚冰的效果,以较小的制度成本投入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其对改革路径的选择,契合当下中国的司法环境,符合司法规律要求,是构建刑事诉讼法治的一种创新和实践。

刑事异地管辖的乱象与规制

我国刑事异地管辖在发挥维护司法正义、保证独立审判、克服权力干扰等独特功能的同时,亦存在乱象,具体表现为启动主体无序、异议申请困难、司法裁决失衡等。乱象产生的缘由主要有立法规定空白,司法解释模糊;程序规定重视不够,程序正义不足;地域存在差异,量刑程度不统一。应立法规定异地管辖制度,保障诉权对司法权的制约性,将刑事上诉案件纳入巡回法庭受案范围,建立最高法院平级上诉制度。

职务犯罪案件异地管辖之完善

职务犯罪实行异地管辖,旨在切断腐败官员在地方的人情关系网和"保护链",最大限度地摆脱地方权力的干扰,消除广大民众对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的疑虑,确保司法公正。现行职务犯罪异地管辖存在诸多问题,越来越普遍的职务犯罪异地管辖,已偏离立法精神,弊端日益显现。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异地管辖制度化,明确异地管辖理由、范围、程序及异地的标准,还应依法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管辖异议权。

对《行政案件异地管辖热的冷思考》之再思考

异地管辖出现的背景是学界和实务界对行政诉讼"原告就被告"这一诉讼管辖模式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垢病,为解决这一模式下出现的行政审判独立性不强、法院在行政审判中权威严重缺乏、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一些地方尝试推行了行政诉讼案件的异地管辖,该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独立,提高了法院的公信力,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因此,引起了一些学者和地方的热捧,但也有学者则对异地管辖提出了质疑。

行政案件管辖问题研究——以浙江省行政案件异地管辖为典型展开

行政诉讼胜诉率低、撤诉率高和上诉率高的现实促使我们考虑,是什么因素阻碍了行政诉讼的发展?现行“原就被”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是否为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本文在司法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对当前行政案件管辖制度进行全方位的利弊分析和实证调查,在不改变现行法律框架的前提下提出了对部分行政案件实行异地交叉管辖的改革思路,其目标是通过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从制度层面切断或阻隔行政等外部力量对司法的不当干预,实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良性互动,有效发挥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功能,提高行政审判的公信力。

行政诉讼异地管辖制度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削弱地方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提升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经历了从提级管辖和异地管辖向相对集中管辖和跨行政区划管辖改革的转变,但对异地管辖制度的实施效果欠缺基于较大样本的实证评估。对具有代表性的“拆违”行政诉讼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时,异地管辖以及提高管辖法院相对于被诉行政机关的级别都能够显著提高行政机关的败诉率,同时,法院是否认同政府的公共政策、原告是否聘请律师也会影响判决结果。未来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既要通过物理意义上的异地管辖和提高管辖法院级别来压缩政府干预司法的空间,又要辅以其他配套制度改革,重塑法院对政府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认知,并充分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

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制度实证研究——以河南省改革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案件原则上由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我国现行的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合,法院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制于同级行政机关,当地法院审理本地行政案件时就容易受到当地行政机关的干预,因此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制度应运而生。回顾了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制度诞生的背景,介绍了该制度在我国的推广以及面临的困境,阐释和评析了河南省法院在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制度上的创新及取得的实际成效,为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合理建议。

论行政诉讼中“异地管辖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现行的行政诉讼管辖原则，使得行政案件的审理遇到很多干预，影响了司法公正。异地管辖制度作为应对措施，在一定阶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管辖的常规功能丧失，在此过程中又滋生了新的腐败，因此文章认为作为改进之法，应该探索建立有限异地管辖制度。

建议检察机关设立刑事申诉指定异地管辖制度

如何把刑事申诉案件处理在基层，解决在首次办理环节，让人民群众满意，尽可能地避免缠讼，减少老上访和越级访是检察机关长期以来研究探讨的一个问题。现笔者试图从改革检察机关刑事申诉管辖制度的角度，就解决这一问题略抒己见，以求抛砖引玉。

行政诉讼异地交叉管辖背景下的检察一体化研究

行政诉讼异地交叉管辖是减少地方干预、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有效举措,该制度的实施为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带来了新挑战,也面临调查取证难、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效果难以发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难以实现等问题。文章以检察一体化履职为思路,提出通过检察机关上下一体整合力量、同级检察机关横向联合、建立信息化平台实现内部协同的方式,有效化解行政监督案件办理中的困境,实现以“穿透式”监督助力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

提高站位 统一理念 完善机制 扎实有效实施好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革——在海南法院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革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同志们:受高院党组和陈凤超院长的委托,我对会议作一个简要总结,并就中基层法院如何贯彻落实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革主体责任以及需要抓的几项具体工作讲几点意见。根据高院党组的工作部署,经省委政法委同意,今天召开全省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革工作会议,陈凤超院长莅临大会并做重要讲话,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全面精准把握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革的重大意义;统筹协调改革中的重大关系,促进改革健康发展;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改革顺利推行落地落实。

我国刑事案件“异地管辖”模式探析

刑事案件的"异地管辖"模式突破了刑事诉讼法对本地管辖的原则性规定,改由异地侦查、起诉或者审判机关实施管辖,目的在于消除本地侦查、起诉或者审判对案件审理公正性的不良影响,从而实现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双重目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在关于辩护人涉嫌犯罪案件的侦查机关的选择上明确规定由异地侦查机关实施侦查,开创了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对"异地管辖"模式的首次明确规定。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针对"异地管辖"模式在其他种类案件的适用方面做出原则性、一般性的规定,各地的司法实践标准不一致。同时,"异地管辖"模式的实施伴随着司法成本的提高、诉讼效率的降低和公民旁听权的侵害等等问题。因此,"异地管辖"模式必然在未来的司法实践过程中面临着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

检察机关侦查指定异地管辖的操作完善

检察机关侦查指定异地管辖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是侦查工作的现实需要,应坚持"适度、有序"原则,明确管辖范围,规范操作程序。

职务犯罪案件异地管辖须坚持五项原则

2013年1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管辖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职务犯罪案件交办、提办和指定异地侦查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在制度层面和运行效果层面，仍存在一定问题，如灵活侦查与规范司法、自由裁量与监督救济的冲突等。

行政诉讼异地管辖的技术性变革

按照一般地域管辖原则,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然而,这种审判方式存在着一些无法摆脱的弊端,如司法地方化、行政干预等问题。我国部分法院从行政诉讼异地管辖着手,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实现行政审判组织的良性运行,促进司法公正。考察行政审判组织的运行困境,通过研究其运行现状,以及部分法院对于行政诉讼异地管辖的探索,对行政诉讼异地管辖制度进行利弊分析,并提出我国行政诉讼异地管辖与行政审判组织运行改革的制度改良举措。

构建民事抗诉异地管辖制度初探——以提升检察公信力为视角

作为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的民事检察抗诉同级管辖制度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逐步确立的，“同级”管辖造成了检察公信力缺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参考宋代“翻异别勘”司法制度，可逐步探索构建民事抗诉异地管辖制度以提升检察公信力。

河南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带来的变化

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河南省法院系统将以县级政府和地市级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和所有环境保护类行政案件实行异地管辖。这一改革以来，全省行政案件数量和政府败诉率“双增加”．司法公信力和地方政府对诉讼的重视程度“双提高”，有效推动了法治政府建设，社会反应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