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外戚与“异姓”“肺附”“骨肉”关系辨正

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汉初外戚称“宗室”,不称“异姓”,且与皇族可以兼称“肺附”“骨肉”。但查诸史料,似有可商之处。汉代外戚不称“宗室”,业已撰文辨正。汉代外戚不能等同同姓,自然是“异姓”。至于其“肺附”“骨肉”之称,也是有其特定语境和语意的,不能一概而论。

《三国志》中所载“异姓拜母”现象分析

《三国志》屡见关于“异姓拜母”现象的记载。这是一种长辈参与晚辈结交的行为,其通过尊敬“共同的母亲”,尝试构建一种“虚拟血缘关系”,从而维护和加强彼此间信任、情感等;“母亲”角色在调节各方关系时常发挥积极作用。该行为滋生于重视孝道和伦理秩序的汉代社会,多发生于意气相投的武人或士人群体间。君主“拜母”多有笼络臣下的政治目的,此行为在“任侠”风气较为浓厚的孙氏集团蔓延,形成一种君臣相效的特殊文化现象。

论两晋民间异姓相养现象——宗族伦理弱化下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

异姓为后现象为两晋律令所禁。这一现象在上层士族中绝少发生,却比较多地出现于社会中下层。异姓为后现象在晋代民间的兴盛,是宗族宗法伦理急剧弱化、宗族救济族员功能丧失后无子之家所采取的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的结果。

观念与制度:宦官的异姓嗣子问题

中国古代存在为嗣和不为嗣两类养子,人们分别称之为嗣子和义子。养子有来自于同宗和异姓之分,古代的礼、法都禁止士人以异姓养子为嗣,但这些规定却不适用于宦官。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卑贱观念有关。可与之相参照的两个观念是“礼不下庶人”和“华夷异类”。

清代移民异姓结拜与巴蜀袍哥的兴起

由于清代官府打压及资料缺乏,有关巴蜀袍哥的形成之说多属臆测。据清代巴蜀社会的历史情状,巴蜀袍哥主要源于入川移民的异姓结拜,移民社会打破了血缘联聚的宗族社会形态,异姓结拜之风盛行:一部分没有土地的移民通过异姓结拜方式形成靠“暴力”手段为生的啯噜,而拥有土地却离乡背井的移民,也通过异姓结拜方式以“自保”,或通过“以暴制暴”以抗衡啯匪等的侵扰与威胁。两种结拜方式是巴蜀“浑水”袍哥与“清水”袍哥形成的雏形,异姓结拜促进了巴蜀袍哥的广泛兴起与兴盛。

异姓不可为后:法制沿革史视域下的陈淳立嗣观

朱子并不赞同异姓为后,但未专门讨论。以气脉相关、"诚"为基础,陈淳论证异姓不可为后的哲学依据。在其逻辑中,异姓后与祖先气脉不相关,无法构成一组合格的祭祀者与祭祀对象,"诚"难以发生作用,二者无法产生交感。其特别强调外孙不可为后,并指出国家允准收养三岁以下异姓弃儿,并非允许以之为嗣。传统宗法沦丧、灾荒、战乱与人情等,令南宋政府、官员均相对包容异姓为后,即使朱子亦不例外。陈淳逆流而上,突显了作为儒者的责任感。其立嗣观贴合法制变革趋向,与明清法律相关变革一致。将陈淳立嗣观置于古代法制沿革史中,陈淳独立于朱子后学的独特价值得以彰显。

北魏异姓贵族婚姻论略

北魏时期,异姓贵族主要指拓跋同宗九姓和勋臣八姓。在通婚关系上,拓跋和同宗九姓因有血缘关系,"百世不通婚";同宗九姓的通婚对象主要是少数族权贵和汉族大族。勋臣八姓成为宗室的主要通婚对象,但勋臣诸姓与宗室通婚也有亲疏之别。总的来看,与宗室通婚较频繁的勋姓,如穆氏、陆氏、于氏、尉氏等。而贺氏和刘氏等,由于其所出的贺兰部和独孤部曾有过与拓跋部争权的历史,故北魏建国后宗室与他们的联姻并不多见。除宗室外,异姓贵族通婚的对象以少数族居多,但汉族也不少。这说明,随着北魏政权汉化程度的加深,民族间的通婚范围更加广泛。

论17世纪蒙古史家笔下的异姓贵族

17世纪蒙古史家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为正统,强调异姓贵族无权成为蒙古大汗,在他们的笔下瓦剌脱欢太师企图篡夺汗位,遭到成吉思汗在天之灵的惩罚而死,虽记述也先篡位却根本不把他列入北元蒙古汗系中。与此同时,蒙古史家有意抬高"黄金家族"妇女地位,以贬低异姓贵族的历史作用,他们抬高太松汗之妻萨睦尔太后和满都鲁汗遗孀满都海哈屯,以贬低异姓贵族孛来太师和亦思马因太师。

汉初刘邦分封异姓王原因新探

汉初刘邦分封异姓王不能只归结为刘邦的"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事实的出现,必定有其时代的需要,所以应看到当时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的推动作用。且从刘邦本人及其集团对他的影响来看,刘邦潜意识中也有分封异姓王的想法。

新见几则金文中的异姓媵

本文对鄂侯壶、唐侯制随夫人壶、伯逆车簋、贾子叔子■盘、公子展父诸器等新见器物进行了探讨,认为这几件器物很有可能是为异姓所作媵器。异姓相媵的例子多见于春秋时期,一方面与礼崩乐坏有关,一方面也与春秋霸主政治对列国婚姻的影响有关。各国不惜打破"同姓媵之,异姓则否"的原则,这与"同姓不婚"的原则被打破是一样的道理,婚姻的政治功能性在东周时期被无限扩大。

论满洲瓜尔佳氏索尔果家族与满洲异姓贵族之婚姻

婚姻对象是满洲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瓜尔佳氏索尔果家族是满洲大族,除与爱新觉罗皇族通婚之外,与其他满洲贵族之间的婚姻往来相当频繁。钮祜禄氏额亦都家族是索尔果家族婚姻往来的首要对象,文献中关于两大家族的婚姻案例共有五次记载,这两大家族的联姻是整个清朝历史中政治婚姻的典型代表,通过构建姻亲网络使家族成员极大地拓展了与同侪之间的关系,进而更加有利于家族势力的扩张。此外,索尔果家族还与康熙朝大学士叶赫纳喇氏明珠家族、雍正朝名臣西林觉罗氏鄂尔泰家族联姻;还有索尔果之孙鳌拜曾与四大辅臣之一的纳喇氏苏克萨哈互为姻娅,与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和议政大臣博博尔代两家也有婚姻往来。这充分体现了鳌拜得势时,婚姻是攀附权贵的重要手段,当鳌拜获罪时,通婚家族亦难免遭受制裁。索尔果家族与满洲异姓贵族之间的婚姻往来,体现了满洲贵族之间的婚姻以双方的门第、爵秩为基本条件,从而确定了清代社会良贱不得通婚的规则,最终使这些家族获得稳固的政治地位和丰厚的经济利益,满洲异姓贵族间稳固的婚姻网络或婚姻圈也最终形成。

从平吴战争看晋武帝对异姓权臣的防范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力排众议,积极筹划平定孙吴实现统一,但在整个平吴战争中,从战争的筹划到平吴将帅的任命和指挥,晋武帝处处注意对异姓功臣的防范。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魏晋禅代、权臣篡权的历史教训让晋武帝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所以防范异姓权臣就成为晋武帝施政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清代民间异姓继承问题研究

儒家理论反对异姓继承,清代国家法律同样禁止异姓继承的发生,但在清代,民间的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异姓继承的情况,且其形式多样,原因则异常复杂,这里有社会生活压力的问题,有旁系血缘关系因素的影响,还有家族内部矛盾的刺激,等等。而且,清代的诸多异姓继承的发生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得到信奉儒家思想的地方官员的暗许和支持,从侧面反映了国家法律的执行和实际司法指导的出入。

“异姓不王”的传统国宪规范及其悖论与破解

传统政治哲学中“赐姓命氏”的实质就是授予治理权,“异姓”被视为“异德”,不得分享治理权.以西周初年宗法分封为标志,传统政治实践逐步确立了“异姓不王”的国宪规范,其精神实质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家天下”理念,终极目的在于维护最高治理权独家垄断的治理秩序.不同朝代的治理者以不同方式对“异姓不王”加以重申和宣示,但基于特定政治局势也或多或少地有所突破,封异姓为王,从而形成了“异姓不王”的政治悖论.古代政治家和法律人运用政治法律智慧,通过一系列行为、制度和手段对这一悖论进行了破解,使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在治理集团内部权力分肥这一重大问题上得以“安身立命”.“异姓不王”的政治悖论及其破解表明,传统国宪的实际运行会出现表达与实践相背离的悖论现象,但是这种悖论本身也构成了传统国宪的一部分。

清代八旗异姓世爵世职群体教育述论

八旗异姓世爵世职教育,是有清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前所未有的设学施教。作为一种特色教育,它滥觞于天命时对贝勒大臣子弟的施教,顺、康年间,这种教育通过八旗官学渠道来实施,雍正末年,八旗官学特设汉教习,专司世职子弟的教育。于是,世职教育开始向专学教育过渡,至乾隆初,世职幼学(官学)创设,八旗世爵世职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种专门教育。

清代八旗异姓世爵世职教育述论

八旗异姓世爵世职教育,是清代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前所未有的设学施教。作为一种特色教育,它滥觞于天命时对贝勒大臣子弟的施教。顺、康年间,这种教育通过八旗官学渠道来实施。雍正末年,八旗官学特设汉教习,专司世职子弟的教育。于是,世职教育开始向专学教育过渡。至乾隆初,世职幼学(官学)创设,八旗世爵世职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种专门教育。

民初异姓养子权利的演变

民初收养制度之异姓养子的权利义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立法层面看,清末民初历次民律草案制定了很多异姓养子的进步性规定,最终由于历次民律草案没有颁布,只能成为纸面上的法律文本。而在司法层面,大理院通过大量判决例、解释例来对当时适用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进行变通。大理院对旧律异姓养子的规定非全部改变,但又对社会现实妥协,在倒退和进步之中寻找一种平衡,由此逐步建立了一种近代中国的收养制度。

从平吴功臣的处置看晋武帝对异姓权臣的防范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力排众议,积极筹划平定孙吴、实现统一,但平定孙吴后,在平吴功臣的处置上,晋武帝是非颠倒,对真正的平吴功臣杜预、张华、王濬不是论功行赏,相反,却使他们因功受累。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魏晋禅代、权臣篡权的历史教训给晋武帝以极大的心理压力,所以防范出现新的异姓权臣就成为晋武帝施政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清初异姓封王制度述略

清初异姓封王原只是清廷招降汉官的政治招牌,在明清鼎革之际,由于封王所具有的政治诱惑促动了一批动摇的故明文臣武将弃明投清;这对于推动清初统一天下的历史进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异姓王在清初征战中,也渐成"坐大"之势,并直接危及望权和清初业已形成的一统局面,至康熙朝只得用武力废弃异姓王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异姓养子权利之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伊始通过民法典亲属编确立了近代收养制度,彻底废除了收养制度之一的"立嗣",不再把收养制度与宗祧承继联系起来,而在法律文本上完成了异姓养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司法层面,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通过判决例、解释例补充民法典亲属编有关养子的规定。立法和司法逐渐融合,一改北洋政府时期异姓养子之立法与司法断裂的局面,使得传统固有法中的"乞养"终于在西方私法理念的影响下,变为近代民法意义上的收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