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异论相搅”祖宗法考论——以宰相赵普权力变迁为中心

在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太宗时期形成了一系列有关选官用人、统军御民等治国理政的原则和方略,其被宋朝后世君主奉为'祖宗法',受到遵循。其中,'异论相搅'的祖宗法在此期间形成,它有效地制约了朝臣专权,防止了权相乱政,巩固了皇权,保障了宋朝初年中枢权力的正常运行。赵普作为历经宋初二帝的名相,其权力随着朝廷人事安排、政治斗争、皇位更迭等屡经调整变动,以赵普权力变迁为视角,能够更好地解读宋初'异论相搅'祖宗法的实施状况。

宋初“异论相搅”政策对宋夏关系的影响——以真宗朝弃守灵州事件为例

从太宗晚年至真宗初期,弃守灵州一直是宋臣争论不休的话题。太宗时期这种争论并没有影响对西夏的政策,但是到了真宗时期,宰辅大臣们的意见开始左右真宗的想法,使得真宗在两种意见中左右徘徊,故在面对李继迁的攻势时无法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措施,灵州也随着朝臣们的争论而失陷。宰辅大臣们始终不能“同心同德,协于克一”,根本原因在于宋统治者采取了“异论相搅”的用人策略,使政见不一的大臣共处一朝。采取“异论相搅”策略的根本目的是限制相权,可是当真宗采用了此种人事安排之后反而受到大臣言论的影响,使得皇权受到了限制。

异论相搅与共识建构:宋代政治协商理念及制度实践

作为宋代最具“近世精神”的政治观念之一,异论相搅较少获得史学界留意,且多被解读为分权御臣的帝王术和党争祸乱之源。从观念构设和制度运施看,异论相搅可视为一种具有协商性质的政治安排,鼓励多元意见表达、协商,藉由多元熟议建构共识、“共定国是”。宋代形成了一套由理性规范、言制体系担保,“公论”与舆论桥接,“异论”与“致一”平衡的政治协商框架,推动异论相搅通往共识和秩序,进而增进权力正当性、合理性与有效性。此一安排历经两宋三百余年操运、检验,虽有价值预设和制度实践上的历史囿限,仍可为构建现代协商政治体系提供厚实的思想资源。

士大夫政治下的君權因應——宋神宗『異論相攪』考議

宋神宗堅持“異論相攪”的祖宗之法,不肯對變法反對者厲行打擊,有意讓他們在朝廷中留任,是早已爲學者所注意到的問題。但基於繼承祖宗之法、帝王制衡之術的考察,尚不足以窺見問題的全貌。對宋神宗本人而言,任用變法的反對者並非推行變法的對立面。他雖然試圖統合異論,但又高度信任反對者的能力,將他們視爲實現自身政治目標不可或缺的助力。從這一角度而言,宋神宗對“異論相攪”的堅持,更多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在國家治理中的主體地位。面對著士大夫多有異論,但又需他們的助力來實現自身政治目標的困境,宋神宗試圖以刑名律法的手段驅使反對者轉而效力於新法,但未能獲得想要的結果。

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活动为中心

自汉高祖刘邦倡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后，其说多为汉、唐以来许多帝王所继承。他们所谓的“共治”，只是将士大夫作自己的统治工具而已，因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到了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才空前高涨，使“共治”走出了以往“牧民”的范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以范仲俺为首，包括姚坦、吕端、包拯、韩琦、文天祥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士大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范仲淹为官清正，志向远大，自他踏上仕途的一天起，无论身处朝廷或地方，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可谓敢说敢做，奋不顾身。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言辞，就是“共治”思想的最好体现。宋代封建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做得较好，从统治者方面来说，由于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和实施十分严密的统治手段，他们不仅重视士大夫的作用，而且也敢于放手让士大夫参与政治，实现“共治”。从士大夫方面来说，一是不讲门第的宋代科举制度，使大批才能卓越的贫困士人脱颖而出，极大地笼络了士心；二是宋代士人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增强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三是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参与“共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从濮议看北宋英宗时期的文人之争

北宋太祖建国之初,为防止五代十国时期武将专权的局面再次发生,便采取了以文治武的方针政策,致使文官权力扩大。因此,为避免文人权势过度膨胀,统治阶层通过逐步完善台谏制度,使文人之间"异论相搅",以此消除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潜在威胁。宋英宗时期的濮议之争,表面上是宋代文化转向的一次思想的碰撞,但更多的是皇帝为削弱文官势力而采用的一种治国手段。英宗为巩固统治,扩大皇权,使官员们争论不休,以此达到权力的制衡。

熙宁变法的现实借鉴

从熙宁变法的背景入手分析了熙宁变法的起因,并对熙宁时期变法和元丰时期改制进行了比较,指出虽然新法在元佑时期才被废止,但是熙宁变法应仅指熙宁时期的变法。接着对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宋神宗的帝王权术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现实借鉴。

王安石变法与制置三司条例司置罢问题再分析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变法初期主持变法的重要机构。该司自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设立,到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罢废。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在青苗法政争的基础上,围绕该司的置罢问题展开了较激烈的政治较量。神宗在该司设立、活动、罢废等问题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司的罢废是神宗抱守“祖宗家法”,平息舆论,运用君主政治权术,抑制王安石相权、平衡各方势力的表现;是君主在政治运作中通过罢废机构,对权势暂时较大的一方进行正面抑制,以实践其“异论相搅”之策的表现。宋朝君主的“异论相搅”之策不仅是一种通过人事任免,依靠他方势力的牵制策略,还是一种通过机构调整,抑制略占上风势力的平衡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