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渔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指数测算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类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下,环境规制工具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①近10 a来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0.967~1.090波动,呈现稳中有升态势,技术进步是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抑后扬的正“U”型。③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森林碳汇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为明确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森林碳汇增长的影响机制,基于2012—2022年我国西南地区面板数据,选取适宜模型对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环境规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森林碳汇增长受森林管理影响较大;不同环境规制对森林碳汇增长具有不同影响;命令控制型(生态保护)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污染治理)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森林碳汇增长的影响较为明显。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如何影响碳排放?

中国式分权治理的制度背景下,环境规制成为地区间流动性资源争夺的博弈手段,明晰异质性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效应是解释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现象的关键所在。论文将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碳排放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就区域间环境规制的策略性行为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规范性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省域间异质性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市场型和环保型环境规制呈现互补性策略互动,而行政型、公众型和技术型环境规制则表现为替代性策略互动;纯粹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具有碳排放抑制效应,而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则存在明显差异,“以邻为壑”现象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竞争参与进一步诱发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逐底效应”和“绿色悖论”难题,最终表现出显著的碳排放促增效果。论文据此提出,中国在破解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的过程中,需要匡正地方政府无序竞争行为并改革中国分权激励机制,建立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同时强化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多元化实施路径,加速区域协同治理进程。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交互因果关系研究——基于多空间收敛交叉映射技术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之间存在复杂而紧密的交互因果关系,如何加快两者融合发展,构建区域经济环境协调优势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基于国内2011—2019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多空间收敛交叉映射模型,在区域间高新技术企业共聚水平测度基础上,从“被共聚”和“向共聚”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之间存在的耦合关系各不相同,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一方面受高新技术企业“向共聚”带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被共聚”水平提升,且后者的影响程度略高于前者,存在显著双向因果关系;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仅受高新技术企业“向共聚”的正向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两者间不存在相互影响,无显著因果关系。本文聚焦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间的良性互动,为客观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共聚微观绩效提供经验证据,为进一步在开放中实现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企业低碳创新

选取我国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对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低碳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并探讨了环境责任在二者之间的传导作用。研究表明,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低碳创新,环境责任是其实现途径之一。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②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③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9~202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分析,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从长期来看,对绿色发展有促进作用。其中,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具有倒U型影响,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具有线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能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对绿色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市场型环境规制通过该渠道产生抑制效应;同时,现阶段我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效果高于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

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创业环境研究:基于异质性环境要素的视角

创业环境是企业创立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包括社会经济条件、资本市场、教育、知识产权制度、社会文化和基础设施6大创业环境要素。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以人力资本为其创业的关键性资源,其创业高度依赖于教育、资本市场和知识产权制度三大异质性环境要素,其中,教育能为其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发达的资本市场是其创业的重要保障,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则有利于鼓励创业和保护创业成果。

异质性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雾霾污染

强化区域雾霾治理、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中国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滞后模型从环境规制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双重视角分别考察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空气质量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前后异质性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仅能够降低本地雾霾污染浓度,还能有效缓解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呈现出“以邻为伴”的特征。其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本地抑制效应大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而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的治理效果更好。由于公众环保意识不足等问题,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本地抑制效应不显著,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也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2006—2013年只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效抑制了雾霾污染,并且异质性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显现;2014年以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中央政府环保监管力度的加强有效发挥了异质性环境规制的治霾效应和正外部性。基于此,提出:一方面建立多元环境规制政策,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环境规制;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深化区域雾霾治理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同时,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监管力度,制定更为针对性的绿色绩效考核指标。

黄河流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作用机理及效应研究

为测度黄河流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现状及环境规制效果,文章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相应假设,基于黄河流域沿线9省(区)面板数据,在测算生态福利绩效基础上采用PSTR模型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非线性影响,进一步选择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传导作用。结果显示:(1)2009-2019年黄河流域沿线9省(区)生态福利绩效均值处于非有效状态,分区域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核密度图显示2015年后黄河流域沿线9省(区)之间两极化趋势有所减弱。(2)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非线性影响,但两者作用效果不同,其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3)间接传导作用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在较低强度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作用中存在遮掩效应。(4)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实证结果稳健,且人均森林面积增加可显著促进生态福利绩效提升。基于结论提出建议:一是充分发挥森林涵养水源作用,协调各省生态投入要素;二是统筹沿线资源,减少生态福利区域差异;三是把握环境规制强度阈值,完善环境规制措施;四是在保证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制作用的同时,向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适当倾斜;五是稳步提升森林覆盖率,合理规划并有序推进城市公园建设。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从时空角度研究长江经济带的水环境污染状况,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为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绿色发展提供参考。基于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用Moran’s I指数研究水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性,再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呈上升趋势,其中上游地区水环境污染增速较快,下游和中游地区有所放缓,水环境污染得到一定控制;(2)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趋势;(3)从异质性角度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显著抑制水环境污染,在经济矩阵下效果最为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并不明显;(4)从溢出效应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周围省市的水环境污染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会减轻周围省市的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但没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效果明显,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效果不显著。目前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状况仍不容乐观,需要进一步加强管控。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治理效果最好,但公众参与也应该提上日程。各地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方式来治理,此外还需要建立空间意识,加强联合治理。

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区域工业环境效率提升

构建并演绎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我国及各省份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各地区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但前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后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二者均存在可持续两期的部分中介效应。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分别呈现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已突破U型门槛下限,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影响机制研究

在运用熵权法评估30个省产业绿色转型程度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动态面板并运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异质性效应,结果得出:第一,2005—2017年,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呈现正“U”型曲线特征,且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拐点值;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产业绿色转型效应为倒“U”型,我国各地区产业绿色转型水平具有累积性,滞后一期的产业绿色转型程度对当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绿色转型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命令强制性环境规制有效促进了中东部经济生态化发展,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了西部经济生态化,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经济生态化。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对“波特假说”再检验的分析

本文采用SBM—DDF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值。以"波特假说"为研究切入点,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使用z-score模型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实证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非线性机制。通过门槛效应回归,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中依然适用;东、中、西部地区,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存在最优选择。东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显著,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显著;各地区环境规制的效果,因环境规制类型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

异质性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波动——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①,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直接影响机制和外商直接投资间接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经济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与经济波动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经济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有利于吸引来自其他地区清洁型外资流入,有助于抑制环境污染,有助于“熨平”经济波动。

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2008—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费用型环境规制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来缓解对高质量发展的阻碍作用,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发挥的正向中介效应进一步扩大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分区域来看,两区域费用型、公众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但影响方向相反,且均是中西部地区受影响程度小于东部地区;技术创新的部分中介效应均存在,但在作用方向上存在区域差异。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保投资与企业绩效——财务与环境双重绩效视角

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财务与环境双重绩效视角探究了三类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性环保投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激励型与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环保投资在二者对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积极影响中均存在中介效应;命令型环境规制与财务和环境绩效均呈“U”型关系,环保投资在环境规制和企业绩效中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非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参与型环境规制-环保投资-环境绩效/财务绩效”的双赢路径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研究结果验证并完善了波特假说理论,也为政府环境规制工具组合的优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化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和2007-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化的作用机理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指标体系和工业绿色化指标体系将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驱动工业绿色化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化起抑制作用,不存在技术创新中介效应;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化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通过技术创新“挤出效应”抑制工业绿色化;公众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化关系只有中介效应,且公众型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促进工业绿色化;异质性环境规制驱动工业绿色化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的研究结论经稳健性检验依然不变。研究认为:在推进异质性环境规制驱动工业绿色化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公众型环境规制驱动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同时应有效规避市场型环境规制驱动技术创新“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