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综合利用静态面板和动态GMM面板模型分析异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的U形或倒U形影响,分别探索政府科技支持与环保支持在两阶段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1)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具有“先抑后扬”的U形影响,绝大多数省份环境规制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其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呈倒U形关系;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效率均具有倒U形影响;命令型环境规制则分别与绿色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效率呈倒U形和U形关系。(2)政府科技支持负向调节激励型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科技研发效率的影响,而正向调节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科技研发效率的倒U形影响;政府环保支持正向调节投资型和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倒U形和U形关系。

异质环境规制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动态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命令型、自愿型和经济型环境规制的三维视角,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实证探讨OFDI对国内绿色创新的异质动态影响。研究表明:OFDI逆向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异质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表现为在命令型环境规制调节下呈现U形演化规律,在自愿型和经济型环境规制约束下均具有N形动态特征;只有实施较高强度的命令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以及保持适度的经济型环境规制,才会最有利于释放OFDI逆向绿色创新溢出,且这一动态演化特征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现阶段3种环境规制工具均在驱动OFDI逆向绿色创新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效果,且表现出两大鲜明特征:从工具差异看,命令型环境规制作用最佳,经济型环境规制次之、自愿型环境规制最差;从地区差异看,中部地区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基于异质环境规制的调节

采用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实证分析了命令型、自愿型和经济型三类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异质动态调节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驱动了国内产业升级,但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的倒“U”型动态演化特征;环境规制在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着“调控器”功能,不仅可扭转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不利影响,还有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动态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环境规制调节特征,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经济型环境规制调节下均呈现正向“U”型特征,在自愿型环境规制调节下具有正向倒“U”型规律;现阶段环境规制的调节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从调控手段来看,命令型环境规制最佳、经济型环境规制次之、自愿型环境规制较弱。从空间差异来看,东部地区最明显、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差。

数字经济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基于异质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以行政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及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工业碳排放绩效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其作用大小受到异质型环境规制的约束,不同类型和强度的环境规制作用下,数字经济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影响效应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门槛约束下发挥最大值,且在门槛前后,数字经济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影响效应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门槛约束下发挥最大值,且在门槛前后,数字经济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影响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的门槛约束下发挥最大值,且影响效应在门槛内最强.因此,政府应制定多元化环境监管政策组合,并根据地区特点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促进作用.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分析了异质型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命令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呈显著负向影响,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呈显著正向影响;②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间接影响减污降碳协同效应;③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建议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出发,因地制宜实施环境规制方案,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

异质型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研究

探索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化工行业协同化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环境规制的不断完善。在测算中国30个省区市异质型环境规制强度和化工行业集聚度的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及子行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呈“U”型;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行业各自特点不同,因此,同一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化工子行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同一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具有时间和空间异质性。从时间节点来看,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影响的“U”型曲线拐点在经济新常态后较之前相比均向左移动,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负向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的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为“U”型,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倒“U”型。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工业水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工业水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并选取空间杜宾模型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异质型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水污染治理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上中下游差异较为显著;长江经济带工业水污染治理效率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促进本地区工业水污染治理效率提高的同时会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发展时代环保政策的选择设计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进行环境规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对于环保政策的合理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成本损失和收益补偿两个方面分析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机制,并通过绘制无量纲综合散点图,就三种环境规制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稳健相关关系进行了特征事实描述;其后借助DEA-GML指数对2005—2017年中国30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基于碳排放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态势,技术进步成为最主要推动力,四大划分区域及不同省份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明显;最后借助面板Tobit模型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公众自愿型以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抑制作用,而在长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明显。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而财政集中度则表现为负向影响,对外开放的影响则不明显。因此,从绿色发展长远考虑,应该加快绿色生产技术升级及推广,丰富碳排放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健全公众参与绿色监督的体制机制,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水、核、风能等新能源消费比重,加大绿色财政支出力度,积极探索低碳贸易政策,以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框架,基于静态能源效率和动态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两种方法来测度和衡量工业能源效率,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法实证检验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效应尚不显著,但却通过制约绿色技术创新而对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能源效率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要比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大。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提升全要素碳生产率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数据,分析了政府参与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影响机制和协同效应。主要结论为:第一,两种环境规制均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且政府参与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明显,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第二,两种环境规制均能够通过促进科技创新间接提升全要素碳生产率;第三,两种环境规制通过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碳生产率,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比政府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显著;第四,两种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存在阶段性,一种环境规制超过门槛值后,另一种环境规制及两者的协同效应提升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效果更显著。基于结论提出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环保设施的建设、完善环保税征收体系,从而发挥环境规制的直接提升作用;二是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政策组合,发挥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三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投入向科技成果转化;四是扩大对外开放战略、改善能源结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差异化影响有待深入研究。基于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未能对雾霾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发现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不仅可以改善本地雾霾污染,还可以对邻近地区雾霾治理产生积极影响。为了充分发挥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在雾霾污染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组合,加大绿色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建立和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是重要的政策选择。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环境效益-企业绩效的平衡问题与企业"绿色转型"、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首先,基于SCP范式建立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模型;其次,从正式、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两个层面出发,考察了4种不同环境规制方式对企业综合绩效、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的影响。结论如下:(1)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上,环境规制作为外部驱动力直接改变着企业的外部环境,间接作用于企业内部驱动力改变着企业内部环境,最终作用于企业的绩效水平。(2)在系统两步GMM回归结果分析上,行政化指数对企业运营能力提升有阻碍作用,对发展能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市场化指数对企业综合绩效影响为正,对运营能力影响为负;社会关注度有利于企业综合绩效、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提升。群众关注度的增长是企业综合绩效提升的"主导力",是企业绿色转型中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提升的"关键点",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是实现环境效应与企业绩效双赢局面的治本之策。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从成本损失、收益补偿两方面入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选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这两种环境规制~([1]),探究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并利用实证分析对这些影响情况进行证实。

数字金融、异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探讨其绿色价值并健全环境规制,在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1597个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利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异质型环境规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裁量空间增大,上述驱动作用会产生“减损”“补偿”和“分化”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绿色发展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重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的作用,并主要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绿色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应依靠技术路径,并重点实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从而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合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产业多样性、产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韧性

切实发挥数字产业多样性是提高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举措。本文通过改进H-H指数,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Bootstrap等方法,选取2011-2020年全国285个地级市的数字产业,对数字产业多样性与区域经济韧性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探讨,并引入产业竞争力和异质环境规制分别验证其中介与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