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异质身份对民营上市公司隧道行为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行为导向中介效应的检验

在充分总结国内外相关理论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公司治理行为导向为中介,探讨了高管团队异质身份对民营上市公司隧道挖掘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创始人身份、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行为导向存在显著关系,其更倾向于发展性治理行为,倾向于构建两权分离的治理导向,以有效防范"隧道挖掘行为";高管团队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行为存在负向相关关系,更倾向于控制性治理行为,倾向于"内部控制"的治理导向,更容易引致"隧道挖掘行为";高管团队身份属性影响着公司治理行为导向的形成,并以治理行为导向影响着控股股东隧道挖掘及相关侵占利益行为的产生。

后生命空间的身份诱惑——解读《最爱》的身份诉求

《最爱》讲述两个被边缘、异化的热病患者,在生的夹缝中守候后生命空间的故事。他们在现实中遭遇常人的歧视,承受无法改变的异质身份,也正是这种身份促成他们把有限的余生从向死而生转为向生而死。在"向生"的努力中,两人用先欲后爱的爱情及扮演"想象的他者"获得的亲情,砸烂伦理和宿命,弥补"生"的遗憾,从而更加顺利、合法地走向终极慰藉——"而死",最终得到一张婚书,以守护后生命空间中合法的身份诉求——埋在一起。

“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

“熊通困境”是指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家,因“异质身份”而面临现行国际体系强烈敌意、因实力相对增长而受到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权势压制的双重难题。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楚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特定国家与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大不相同的国际政治身份,受到体系敌视、压制的状况,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效应。而此类国家实力增长及由此导致的权势对比变动,较一般崛起国家而言,往往将激发起现有体系内更为强大甚至远超常规的敌对性反应。崛起国家突破“熊通困境”存在两种方式与效应皆有所不同的路径:一是主要通过武力强制,力求最终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这意味着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乃至最终爆发大国间战争;二是致力于推动促进现有国际体系身份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长期的、连贯的、灵活的、坚定的非军事与军事手段的战略组合运用。当前,在中国国家实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对中国施加愈发强大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与之“对立”的“他者”,并对这种国际政治身份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显著敌意。笃行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中国,突破“熊通困境”的主要战略路径,在于逐步构建并推广新的国际体系“身份共识”,为此需要以改变他国意图和行为为目标,需要付出较长时间的努力、采取灵活的方式以及抱定锲而不舍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