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传说中的弃儒从医现象研究

弃儒从医现象在我国古代并不少见,尤其是到了元代,这种现象愈发多见。元末“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就是弃儒从医,关于朱丹溪的传说甚多,主要记载于传记、医案、碑刻和文人文集,民众口头讲述也多,迄今不绝。通过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发现,朱丹溪弃儒从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元代社会对儒生的需求减少,对医家的需求不断提升,儒生入仕无门,从医成为他们的谋生手段。儒生与医家的仁爱之心原本相通,亲人罹病不愈、对庸医固方的憎厌则成为朱丹溪走上从医道路的直接原因。儒生从医有利于中医的理论总结和医术提升,对中医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弃儒从商

《聊斋志异》的400多篇文章中有90多篇内容涉及商业经营活动。这些士人出身的商贾不似一般商人那样过分追求金钱，而多是重情重义，甚至是爱好诗文的君子即“儒商”。这些士人下海有自身迫于生计的原因；也有社会发展繁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原因。士人弃文从商壮大了商人的队伍，提高了商人队伍的素质，积累了商业资本，繁荣了当时的商品经济，对已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新安医家弃儒从医的原因探讨

徽州地区众多的儒生由于亲人患病、喜爱医学、痛恨庸医等原因放弃了考取功名,转而学医。这些文化程度较高的读书人对习儒和行医两种职业的价值观念进行了重新整合,提出"儒医等耳"等全新的思想观点。徽州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为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外部支持。

士人之殇——清代甘宁青士人弃儒现象研究

科举时代的士人弃儒现象并不鲜见,他们或弃儒而耕、而医、而戎,甚至而商,其人弃儒原因也各不相同。清代甘宁青士人之弃儒原因,除了科举竞争激烈、家庭贫困、身体疾患、亲老等因素外,清代陕甘合闱的科考制度、地处西北边陲的地理环境及频繁的社会动荡都是加剧士人弃儒的重要因素。

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抑商、贱商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在明清小说中,却涌现出大量书生“弃儒从商”之现象。从社会角度看,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经商风气的盛行、重商言论的泛起,使书生们对商业和商人的偏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于个人而言,科举功名的难以求取以及谋生的需要使一部分书生不得不放弃儒业走上了经商之路。小说中这种现象正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

简析“三言”“二拍”中的“弃儒就贾”现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社会出现了士商渗透、官商融合、弃儒就贾之风。这种社会现象也反映在了文学作品中,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就真实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状。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领域重商观念的出现、科举考试竞争的白热化都是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中国特有的儒商精神也在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清朝文化专制政策对“弃儒就贾”现象的推动作用

"弃儒就贾"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与明清易代以及清政府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息息相关。清朝异族统治的历史特殊性以及其后统治者施行的一系列文化专制政策对广大文人的心理和生存境遇造成的影响在文人做出"弃儒"和"就贾"的选择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这一时代动向的演进。

弃儒从医的大医家

引证医史资料并结合相关案例，说明皇甫谧等8位医家“弃儒从医”的原因、经过，着重介绍其医学成绩、学术主张及主要著述。

“弃儒就贾”与明代平民文化的兴盛

十六世纪的明代社会,"弃儒就贾"的风气日益显著,个体生活的需求开始受到重视,社会上逐渐产生了"崇商"的意识和氛围。商业文明使平民化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活跃、多元,以商人和平民阶层作为主要消费者的文化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同时,商人在平民文学和世俗文化中的形象和影响也趋于正面化,为弃儒就贾、士商相混的明代社会作了生动的注脚。

重新探讨刘鹗为何弃儒就贾

《老残游记》以其清丽的文风和挚诚的忧国忧民之思,描摹了清末政权风雨飘摇、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其对"清官误国"出神入化的描写,更被认为是小说中之第一家。研究者亦据此及罗振玉等人追溯,认为刘鹗本人痛恨仕途因而弃儒就贾,在晚清行事极不流俗。笔者通过重新考察刘鹗早年参加科举的经历,并重新梳理《老残游记》中对于所谓"清官"的看法,最终将刘鹗放在清末儒家思想转变的时代背景中加以深入思考与定位。

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续论

儒术与贾事相会通的经商之道、兼求仁义的儒家品行、雅好诗书的书生本色以及向儒业的努力复归,是明清小说中一些弃儒从商者"儒"之情结的浓浓体现。这种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有其深刻的现实渊源。

弃儒与归儒:徽商家族的职业抉择--明中后期士商关系再探讨

徽州“弃儒就贾”现象及汪道昆“良贾何负闳儒”等言论通常被作为明中后期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及士商融合的证明。但是,在明中后期徽商家族中,还存在较为普遍的“舍贾归儒”现象。“舍贾归儒”现象的广泛存在,说明徽商仍然以业儒为首要选择。无论是“舍贾归儒”,还是“弃儒就贾”,都是徽商维持家族发展的权宜之计,不宜对此过度解读。明中后期传统中国的“四民社会”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唐敖弃儒向道的奇遇与功德

李汝珍在《花镜缘》前四十回中着力打造了唐敖这一人物形象。唐敖原为饱读儒家经典的文士,但人生的变故使他放弃了入仕救世的思想,转而一心向道。在经历了一番奇遇、积下了许多功德之后,唐敖最终在小蓬莱悟道成仙。

明清晋商教育观的探讨——以“弃儒从商”与“儒商相通”为视角

"弃儒从商"从价值取向上体现了晋商"重商立业"的择业教育观与"学而优则商"的教育价值观;"儒商相通"从教育内容上体现了晋商"学为商用"的功能教育观与"义利相通"的道德教育观。看似相悖的表述之后,其实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明清时期晋商群体富有特色的教育理念,体现了晋商对传统教育观念的突破与革新。

中晚明士人弃儒从商原因探析

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处于卑贱地位，从秦代商鞅变法提出“事本禁末”的观念到明太祖强化“重农抑商”政策，历代王朝都以“农本商末”的思想为主旋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四民观”中居于最上层的“士”与居于最下层的“商”也发生了微妙的关系变化，“弃儒经商”成为明代中晚期社会变迁的一大亮点。本文着重讨论这种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

明清徽州“弃儒就贾”现象成因新论

受当时社会大背景和地方小环境的影响,明清徽州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弃儒就贾"者。这些人在做出"弃儒"与"就贾"的选择时,有些确是出于被迫,但也有很多人是自愿的。徽州人在初次进行职业选择或进一步转换职业时,除了考虑到该职业阶层的形象、所面临的客观现实条件以及在该职业中的优势以外,还会更多地考虑到个人的才能以及自身的兴趣爱好,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定的心理挣扎因素在里面。可以说,明清徽州"弃儒就贾"现象的形成,是社会大背景、地方小环境和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个人因素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明清“弃儒就贾”现象形成刍议

明清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和新思潮不断涌现，“弃儒就贾”现象就是其中之一。从主观方面看明中叶以后新思潮的冲击，使士人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明代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对科举制度的失望，使大量士人放弃科举仕进之路走向了经商之路。而客观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人经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商合流”为其融入商人行列提供了客观的渠道；明末社会商业化引起的市场化、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也为士人经商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聊斋志异》中“弃儒从商”现象试析

《聊斋志异》中“弃儒从商”现象的出现不仅因为明末清初自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且也与作者自身生活经历有关。“弃儒从商”现象在《聊斋》中主要表现为书生长期困于科举不得志而放弃读书从事商业经营；摆脱经济窘迫的局面而从事盈利相对较快的商业；继承家业等。这种现象中出现的儒商恪守伦理纲常，保持书生的气度与风采，讲求仁义，使良好的美德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弃儒从商”现象的出现促进了思想上的变革：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也从侧面抨击了科举制度的弊端。

略论四堡书商“弃儒从商”和“以文营商”

四堡书商早期大部分都接受过科举教育,他们因不同缘由'弃儒从商'后,坚持'以文营商''以文促商',被誉为'货殖中君子'。在四堡书商们的努力下,书坊刊刻出更多的畅销书籍,不断扩大销售范围,把四堡书坊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科举壅滞与明清徽州弃儒现象

伴随着明清徽州地方教育的繁荣,徽州读书人规模迅速扩大,然而科举录取名额却难以满足徽州读书人数量的不断增长,科举之途壅滞日趋严重,士子落第现象普遍。大多数落第士子在入仕无望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科举入仕之途而选择从事其他谋生之道,寻求新的社会出路,沉浸地方,对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