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

明代的生员，自万历以后，以各种原因而放弃生员资格与身分，甘愿成为布衣者渐成风气。探其原因，有不堪迎谒官员困苦而援例侍养、告免者，有一时负气或不满现状者，也有为尽土节者，不一而足，更多的是屡试不第者。晚明生员弃巾后，生计即成问题，因而弃巾后生员的社会动向，或经商，或学仙，或为僧，或放意林泉等，在所有这些社会动向中，成为山人最为普遍，反映了晚明土人的一些社会性动向。

论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

明代晚期,生员弃巾蔚然成风。探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科举入仕道路的壅塞,将大量士人拒之门外；二、受阳明心学影响,晚明士人普遍以“狂”自居,不屑走科举仕进之路；三、明清易代,为尽士节而弃巾。生员弃巾后,又面临着生存方式和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他们或教书,或学艺、或经商,或为僧,但成为山人的最为普遍,反映了晚明士人的独特生活方式。

从晚明生员弃巾管窥知识分子的“异化”

明朝后期,独立于士阶层之外的生员阶层,放弃来之不易的生员巾服向社会流动,生员在放弃相应特权和身份的同时,也就脱离了仕途经济轨道,直面生计问题。因此,任何能够维持生计的手段都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如教授生徒、躬耕读书、游走行医、经营商业以及祝发为僧等。弃巾生员生存方式的多元化,导致其治生观念向"学者以治生为本"转变、价值观念向"士农工商,四业皆本"转变、文化人格的转型及独立型经济人格的形成,为知识分子的"异化"提供了契机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