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射之镞:源自贵族仪礼中的风雅传统

春秋战国之交,晋、吴两地墓葬中出土的金银错青铜镞,呈较短无锋无刃的圆柱形,穿缠以线,古称为“矰”,并搭配绕线制成的“缴”,主要用于弋射活动。其功能不仅用于射礼,更以捕捉大雁为主,服务于大夫、士阶层的交往,展现了古代贵族礼仪中的风雅传统。这些金银错青铜镞具备可回收再利用的特点,其表施以金银错工艺,设计精美,而作为墓主生前宝爱之物而陪葬,与普通杀伤性镞在形态、功能及装饰方面有明显区别。考古资料表明,金银错青铜镞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分布上可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北方以晋国为代表,南方则以吴国为主。金错技术用于箭镞之上在南北均有发现,但银错技术首先在南方出现。而其他诸侯国出土的金银错青铜镞数量相对较少,这可能源于春秋晚期晋国扶持吴国以牵制楚国的政策有关。军事、人员、工艺的南传,使得吴国的工官在这一过程中对传入的北方技术进行了改良和创新,而后继的越国和楚国则继承了其技术遗产。

安崗一號楚墓遣册所記弋射工具考

湖北襄陽老河口安崗一號楚墓出土遣册中有一段關於弋射工具的記録,是研究我國古代弋獵文化的珍貴資料。簡文中的“三龹■”即“三卷絡”,指的是三個收卷起來的麻繩團,對應頭箱下層東北部出土的麻團,應是弋射工具繞綫棒的備用繳綫;“弋五十”概括指墓中出土的60餘件繞綫棒,是與矰矢配套使用的弋射工具,繞綫棒在弋射時插入地面或木架,與木弋、木橛相類,故名“弋”;“二夾”指用於弋射的兩件“夾弓”;“矰卅又七”指弋射用的矰矢37枚,對應墓中出土的無刃鏃。

弋射探

弋射是中国古代一种古老的体育项目,和其他中国古代体育项目一样,它集生产与娱乐为一体。弋射起源于上古时期而消亡于宋代,这种存在了几千年的体育项目,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但最终因为脱离社会实践太远而被历史淘汰。研究这种逝去的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对于我们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中国古代体育资源,丰富我国古代体育史料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解读《弋射收获》画像砖视觉图像语言的文化意义

受读图时代"视觉"盛行的影响,将图像学理论引入汉代画像砖《弋射收获》的研究之中,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其展开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和图像学阐释,认为汉代农本文化对中国社会文明具有重要的影响与作用。进而通过对《弋射收获》画像砖的探讨,认为研究传统"视觉"图像语言对图像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即能提升泛文化的理论价值、设计文化的传播价值以及文化产业化的价值。

由弋射之矢看秦始皇陵车马坑

考古学者在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的一号铜车马车舆之中的铜箭箱内发现过54枚铜矢,其中50枚铜矢带有锋利的镞头,另有4枚铜矢的镞头部分为圆柱形,不具有杀伤力。这批器物于2013年中日建交四十周年之际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地进行过展览,为配合展览而出版了图录（东京国立博物馆等编《中国王朝の至宝》）,图录说明中认为镞头呈圆柱形的4枚铜矢是练习射箭所用。笔者认为图录的解释尚有可商榷之处。

《弋射·收获》图与中国山水画

成都平原出土的《弋射·收获》图汉画像砖堪称中国古代艺术的杰作。作者不仅仅是在作品中再现自然景物 ,而且也强烈地表现出对自然的审美趣味。《弋射·收获》图将农事主题深入到“人化自然”、“物为我用”的领域中去 ,其主体作用和所表达的意境 ,积极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的建立。出土文物将不断丰富萌芽时期中国山水画的内容与形式 。

浅析艺术中的工匠——以汉代《弋射收获画像砖》为例

中国艺术的主导地位由文人占据,但中国古代工匠也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艺术,后人无从知晓他们的名字,更别说像对待文人艺术一样地追崇,于是工匠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文章以艺术中的工匠为视角进行探索,试图以东汉"戈射收获"画像砖为例,结合古代艺术中的工匠史浅析艺术工匠的身份和地位,以及艺术工匠是如何进行画像砖制作的。

系在丝绳上的射文化——弋射及其文化生成

弋射是中国古代一种以系绳之矢射猎大型飞禽的狩猎方法。运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弋射的历史流变、技术原理及文化生成进行分析,得出:弋射源于早期的渔猎生产,于东周走向繁荣并分化出生产性弋射、礼仪性弋射与休闲娱乐性弋射等形态,至两汉以后式微;弋射的方法包括早期的杀伤式弋射与后期的缠缚式弋射两种;东周至两汉时期弋射的文化意象彰显,弋射成为文人讽喻哲理、托物言志或意义表达的素材。弋射文化意象的生成与演变既受制于弋射的社会变迁,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弋射收获”画像考

该文对川西平原地区出土的东汉"弋射收获"画像首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研究涉及到该种画像砖的出土情况、流行年代、画面内容、艺术成就,以及从收获图看汉代巴蜀地区的收获方式、画像内容反映的稻作农耕与稻作文化等问题。

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弋射场景考

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发现象征性河道、青铜水禽、箕踞姿陶俑和跽姿陶俑以及银质、青铜、骨质小件器物等，发掘者认为，“依据结构及现有的出土物来判断该陪葬坑的性质尚存在一定的难度”，却暗示“水禽和陶俑放置在一起。说明它们和人之间有一种和谐、亲善的关系，是经过人工驯化过的。出土陶俑、同出的小件器物表明陶俑可能执掌一定的乐器，以音乐来驯化水禽”。果真如此，中国水禽的驯化历史就有了重大突破。可是，刘钊先生在《论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的性质》一文中首先指出驯化动物的推测是错误的，认为“该陪葬坑应是对秦始皇王室苑囿的一种局部仿造……这些握持乐器的陶俑就是宴乐俑，是为君王游幸苑囿提供乐舞以用于欣赏和助兴的”。

弋射补证——兼论不同材料的互证与“间性”

弋射主要通过弓弩发射系缴线的箭,仰射雁一类的飞禽,通过缴线的缠绕获取活的猎物。作为一种兼具娱乐和生产性质的活动,弋射在魏晋之前曾经流行了超过600年的时间,相关材料见于文献、器物、图像三个系统。以徐中舒1934年的《弋射与弩之溯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为发轫。

孝堂山石祠弋射图像及相关问题考

弋射是出现极早随后又逐渐消失的一种古老的射猎活动。描绘该活动的图像,在存世的先秦青铜器上是较为常见的纹样。在漆器、汉代画像砖以及画像石等器物媒介上,也有一定数量的图像遗存。孝堂山石祠中的弋射图像(图1),内容丰富,却一直未被研究者注意。该图分布在孝堂山石祠三角隔梁东壁朝门口方向一端,即“升鼎图”之南。

缴射新证

缴射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狩猎方式。缴为丝绳,矰为箭矢,用系着丝绳的箭去射获猎物的狩猎方式称缴射,通常认为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春秋战国的工艺美术品中,表现缴射的纹饰为该时代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缴射是以箭上的丝线缠绕猎物为主,而不是射伤或射死,即可以"生擒活捉"。诸多墓葬出土的箭镞为圆头、平头矢,无杀伤功能,且与弓矢同出,即为缴射所用,并非志矢、投壶矢。

先秦射文化中的鸟崇拜

运用文献资料法对先古初民原始射文化形态、殷周射礼、东周弋射中的鸟崇拜现象进行考察。认为:我国先秦存在丰富的射文化形态;先古初民原始射文化形态、殷周射礼、东周弋射中都存在鸟崇拜的文化因素;先秦射文化中的鸟崇拜表明,先秦时期人们对鸟及鸟象征的"日"存在一种复杂甚至矛盾背离的文化心理。

《诗经》中的周代狩猎文化研究

通过对《诗经》中狩猎主体作品的分析,可知周代先民在狩猎活动中射杀走兽多采用追逐射猎的方式。狩猎前射手需佩戴护指和护臂等防护工具以及调整弓矢,射后还需要将弓矢放回弓嚢与箭筒之中。射杀飞禽时多采用弋射的狩猎方式。射手预先埋伏于水泽处,判断飞鸟飞行路径,待合适高度发射带绳箭矢进行射杀。就狩猎地点而言,周王与诸侯多在王畿之内的园囿举行狩猎活动,也常狩猎于畿外之地。那些没有封地的低等级贵族与平民的狩猎地点多不固定,均在郊外的山林沼泽处。同时,《诗经》还记载了周王狩猎的诸多仪节,其中主要包括狩猎前需要择定吉日、祭祀马祖、清点士兵、整理旗帜,狩猎时设置专人驱逆猎物于天子处以供其射杀以及狩猎后宴请宾客等繁杂的程序。

探索青铜器图案中的体育文化

我国古代青铜器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着重叙述我国青铜器物上的体育运动图案,它们是研究体育运动发展史的珍贵资料。中國古代青铜器以其鑄造精工、造型優雅,紋飾富麗,銘文典雅而著稱于世。

狂欢的沉重压抑与沉重压抑的狂欢——汉画像艺术主题的生命狂欢化追求根源和表现

汉代民众对生存与死亡两个重大问题的思考及其实践使得汉画像世界呈现出鲜明主题即生命狂欢化的追求,只有从人类的生存本能、自然与社会环境、人身自由和幻想心理四个层面对根源和表现进行考察,才能理解其生命狂欢化强烈的追求。

历史考古的新观点(之二) 古代弓和矢的发展历程

我国历史考古学界对于古代弓矢的专门研究(特别是从"复合工具及武器"角度的探讨)非常不够。学者们的着眼点片面集中在"石"上面,仅关注考古出土的石质器"石矢、石簇(镞)、石箭"而忽视了非石质器的"木矢、竹矢、木弓、竹弓"和木-石复合工具的"矢杆、箭弦"的关键意义。本文从木-石复合工具的观点指出:最早的矢为木制或竹制且无镞。本文考证:殷墟甲骨文已有"弓"与"矢"等字,甲骨文"弓"字象形,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主要区别在无弦的弓"单、弹"和有弦之木弓"引、射、弜等"。进一步诠释《周禮·考工记》中的古代制造弓矢的技术,并通过民族学及岩画的调查,探讨弓矢对于游牧民族的重大意义;并探讨先秦时期竹制的兵器竹弓、竹箭杆、竹矢箙、积竹柄、古代的"弋射"和"弩"以及史前遍布世界各地的"箭杆矫正器",从而进一步论证"木-石复合工具"在人类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

抢救民族文物任重而道远

在我从事的近五十年民族田野调查中,有幸与民族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在1958年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虽然对铜鼓、土地文书也做过征集,但当时缺乏经费,领导也不关心,想多收集民族文物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