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创新:技术赶超的成功范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以独特的“中国式创新”崛起,成为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成功典范。本文在回溯中国创新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刻画了中国式创新的基本内涵及其优势,凝练出多种中国式创新的模式:大国超大市场牵引自主创新模式、新型举国体制激发突破性创新模式、产学研协同创新孵化高技术模式、全产业链赶超模式、数字时代的互联式创新模式,并明确提出了未来中国式创新的实践方向与理论进路。中国式创新既是对中国特色创新道路取得辉煌成就的经验概括与总结,更是以创新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开辟新发展道路的有力引擎。

“内外兼修”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对突破式创新的驱动机制研究

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蓬勃发展,为企业突破式创新带来了机遇。现实中,如何运用社交媒体实现突破式创新是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结合组织学习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从内外部视角探索两种社交媒体可供性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内部整合导向的社交媒体使用通过组织忘却学习促进突破式创新,外部营销导向的社交媒体使用通过加深跨界用户嵌入促进突破式创新。此外,双元战略导向在两条路径上分别发挥调节作用。创业导向水平越高,内部整合导向的社交媒体使用对组织忘却学习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市场导向水平越高,外部营销导向的社交媒体使用对跨界用户嵌入的推动作用越显著。结论有助于丰富社交媒体与突破式创新相关研究,为企业应用社交媒体技术实现突破式创新提供启示。

突破式创新发明人的合作倾向

突破式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研发合作是实现技术创新的有效途径。作为技术创新的自然延伸,对突破式创新发明人的合作倾向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突破式与持续式创新的区别与联系,也有助于推动发明人合作关系的合理构建与研发团队的培育。首先,本文定义了突破式创新发明人的度量方法;其次,使用专利引用数据构建发明人合作网络;最后,基于网络零模型的方法分析和验证了突破式创新发明人的合作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发明人合作网络表现出度相关性与同配性,突破式创新发明人倾向于和突破式创新发明人合作,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突破式创新发明人与突破式创新发明人的合作倾向越来越显著。

组态视角下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研究

作为后发赶超的关键之举,明晰颠覆式创新的前因条件及驱动模式,对后发企业制定创新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构建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整合分析模型,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149个后发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探究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结果发现:单一前因条件难以成为驱动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的必要条件;存在4种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其中,市场驱动型和组织联盟型能够触发“自下而上”颠覆式创新,政府驱动型和技术主导型可以催生“自上而下”颠覆式创新;特定条件下,技术、组织和环境前因条件组合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颠覆式创新;不同驱动路径前因条件间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结论不仅能够揭示我国颠覆式创新多重驱动因素及复杂联动机制,而且可为后发企业通过颠覆式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迭代式创新、双元机会开发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企业生产模式也改变了消费模式。在数字技术更新换代的环境下,企业要更加重视选代式创新的重要作用,挖掘消费升级的机会。本文运用226家企业的研究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选代式创新对消费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选代式创新分别对均衡型机会开发和创新型机会开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均衡型机会开发和创新型机会开发分别对消费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均衡型机会开发和创新型机会开发在选代式创新与消费升级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企业在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的商业模式和新市场的开辟中,要更加重视选代式创新的重要作用,借助双元机会开发视角去探索不同的商业路径,提升消费的渠道和规模,实现价值创造。

数字动态能力驱动企业突破式创新路径研究

数字动态能力是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文章旨在探索数字动态能力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动态能力通过以下路径推动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帮助企业识别创新机会、促进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形成战略创新联盟、促使企业把握创新时效性。通过数字平台和协作工具,企业与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进行跨界合作,识别和把握创新机会,推动突破式创新,引领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规则。文章为企业理解数字动态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提供了深入的路径分析,为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资源约束情境下政策企业家的朴素式创新:网络、窗口、塑造——基于C市团委的个案分析

政策创新一直是公共部门关注的核心议题。通过构建“网络—窗口—塑造”框架,以C市团委“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朴素式创新案例为例,探讨资源约束情境下政策企业家如何推动朴素式创新,展示政策企业家在朴素式创新过程中的行为细节和动力机制。就创新路径而言,政策企业家在资源约束下与同级公共部门、专家智库等多主体进行正式或非正式互动中增强政治势能,以政治合力推进政策创新;就创新时机而言,问题流、政治流、政策流三流合一形成“政策之窗”的机会转瞬即逝,把握“前置窗口”则是完成政策创新既定目标的另一优化选择;就创新动因而言,政策创新既需要对创新主体的动因进行分析,也需要清晰地理解政策创新背后的影响机制。据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政策企业家在资源约束情境下,应注重朴素式创新,通过创新的政策设计、实施方式以及资源获取方式推动政策发展和治理进程;充分发挥政策网络的作用,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积极引导和培育公众参与,构建多方协作的政策环境。

跨界知识搜寻、吸收能力对制造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构建跨界知识搜寻、吸收能力、战略柔性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运用SPSS和SmartPLS软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知识跨界搜寻正向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对企业突破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知识跨界搜寻正向影响企业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吸收能力在跨界知识搜寻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战略柔性在跨界知识搜寻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中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面向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企业突破式创新研究

数字化转型能否及如何促进制造企业突破式创新、实现新质生产力提升,已有研究尚未达成共识,有待深入探究。基于人力资本的“能力-动机-机会(AMO)”框架,本文以2012—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并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突破式创新的理论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突破式创新;人力资本的AMO框架能有效解释上述效应,即数字化转型“倒逼”人力资本的能力升级、动机激活并机会增强,从而实现突破式创新。对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突破式创新的边际效应更明显;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提升效应强于中、西部地区。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对中小制造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视角,对6家企业进行定性探索和295家制造业中小企业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制造业中小企业朴素式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可持续供应链内部管理方面,内部环境管理与内部社会责任管理会促进中小制造企业的朴素式创新;在可持续供应链外部管理方面,企业与供应商进行可持续合作会促进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开展,而企业监督评价供应商的可持续发展行为并不影响企业的朴素式创新;公司规模仅在可持续供应链内部管理对企业朴素式创新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技术驱动产业生态系统突破式创新的机理和演进--以智能汽车为例

创新瓶颈约束下数字技术驱动产业生态系统突破式创新的机理和演进的研究对我国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智能汽车产业多案例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重构产业生态系统要素/边界是驱动突破式创新的机理;(2)数字技术驱动产业生态系统突破式创新的演进过程,在数字化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阶段,产业面临差异化的创新瓶颈,本研究即基于不同阶段数字技术“内生性、连通性、扩展性”的突出特征,推导出“数字模块化、数字集成化、数字共生化”分别驱动“创新要素量质提升、创新边界明晰、创新边界扩张”的三层递进的创新机理,它们“辅助、赋能、重构”产业生态系统的突破式创新。文章在理论上,丰富了产业生态系统突破式创新机理研究;在实践上,立足产业提炼了数字技术加速突破式创新演进规律,对提升我国产业全球技术先导权、产业主导权和生态话语权具有启示意义。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中小板、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探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促进了突破式创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突破式创新,并且数字化转型与人力资本结构在此过程中发挥链式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法制环境和高管金融背景强化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的实施效果,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突破式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细分专利和数字化转型数据,分别利用发明授权专利数量和质量衡量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提升,且对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南方地区及沿海地区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竞争强度行业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显示,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主要是由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研发强度增加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引起的。进一步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外生冲击,发现其有效推动了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的提升。基于专利质量的拓展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突破式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上述结论为企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获得突破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校企知识位势匹配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QCA分析

校企合作作为一项涉及多主体协同的价值创造活动,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下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推动探索式创新的方式。在组织知识位势层面,校企不同的知识宽度与知识深度,会对合作关系建立后的匹配质量产生影响。文章以2022年生物医药产业187家企业校企合作专利申请数据信息作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检验校企知识位势匹配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入区域市场化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利用“两阶段法”对有调节的组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存在3种提高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的校企组态类型,高校高水平的知识深度在组态中始终发挥作用,但在高区域市场化水平的情况下,高校高水平的知识深度会削弱企业探索式创新。

媒体深度融合中的“突破式创新”

我们正处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转型期,其间充满着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谓的“断裂式发展”和“破坏式创新”。所谓“断裂式发展”是指按照传统逻辑画延长线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传统模式的发展已经中断和终结,因此创新就成为发展的不二之选。而“破坏式创新”则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必须建立在对于传统发展的规则、模式和逻辑的充分“破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技术融合对企业利用式与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影响

21世纪初以来,随着各学科的突破和交叉融合,技术融合作为产业发展中一个新的决定性因素已成为企业突破技术约束、应对市场变化、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途径,并促进产业跨界协同形成新的创新网络。然而,由于融合现象固有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少有学者关注定量研究不同技术融合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因此,从技术元素之间的关系视角出发,基于中国343家新能源汽车企业2005—2017年新产品数据、专利数据与企业性质的面板数据,通过不同类别国际专利分类号(IPC)构建企业技术知识共现矩阵,采用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互补性和替代性技术融合对企业利用式与探索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企业偏向采取利用式创新,通过改进已有产品、设计或服务来满足消费者需求时,应采取替代性技术融合来提升创新绩效;而当企业力求寻找新技术发展轨迹,通过探索式创新来满足新兴顾客或新兴市场需求时,互补性技术融合的积极作用则更加突出,替代性技术融合虽然一开始能赋予原有技术新的附加功能和更强的竞争力,但在后期将不利于探索式创新绩效的进一步提升。据此,建议企业管理者应深入理解企业技术元素之间的关系,通过不同技术融合方式发展不同的技术创新轨道。

ESG表现与企业创新型发展--基于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视角

本文利用我国2015-2021年上市公司A股数据,从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视角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创新型发展的影响,并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提高企业创新。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通过抑制融资约束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提升企业创新。此外,在非国有企业、非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为ESG表现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据,有助于企业加强ESG建设,并为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提供一定的参考。

遗产旅游地文化传承式创新对游客行为的多重影响——整合社会和市场视角

文化传承式创新是关乎遗产旅游地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但目前学术界缺乏对其构成及影响效应的探讨。文章通过扎根理论提炼遗产旅游地文化传承式创新的结构维度,并生成相应测量量表,进而整合社会与市场视角构建了一个文化传承式创新对游客行为的多重影响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首先,遗产旅游地文化传承式创新由4个维度(即文化存真生产、文化创意传播、文化活态展示和文化转化创造)和13个要素构成;其次,遗产旅游地文化传承式创新兼具社会与市场效应,通过体验质量和文化依恋的链式中介作用促进游客遗产保护、价值共创和目的地忠诚。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遗产旅游地文化传承式创新影响游客多重行为的理论过程,为旅游地文化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综合视角和方法工具,还推动了中国遗产旅游地文化传承式创新的本土化理论与实践发展,为管理者有效发挥遗产旅游地文化传承式创新的积极效应提供理论参考。

高管海外背景与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一个多层次调节模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位企业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着力点。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高管海外背景正向影响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业绩期望落差在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影响过程中发挥倒U型调节作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向调节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可以通过强化高管过度自信、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

节俭式创新中多团队系统跨层次创新机制研究——边界管理者的调节作用

常态化资源紧缺及全球供应链危机下,企业如何利用节俭式创新突破资源约束已引起广泛关注。在嵌入多团队系统协作情境下,对75个单团队和25个多团队系统进行实验研究,基于多团队系统理论和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探讨交互记忆系统对单团队和多团队系统节俭式创新的影响,并纳入边界管理者身份认同,探究节俭式创新由单团队向多团队系统跨层次聚合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交互记忆系统对单团队和多团队系统节俭式创新均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单团队节俭式创新是多团队系统节俭式创新的必要条件;边界管理者的多团队系统成员身份认同度越高,单团队节俭式创新越能够高效聚合为多团队系统的节俭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