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万弑君考

春秋宋国大夫南宫长万弑宋闵公,并非如《公羊传》《史记》等所载宋万受到闵公言语性羞辱时不忍一朝之忿而弑君,而是如《左传》《春秋事语》所记宋万受辱后有所隐忍并预谋政变。宋万政变策划周全、目标明确、执行果决、效率较高。宋万政变具有宋万渴望无上权力及报复当初侮辱等主观动机和闵公不得人心、其他政敌各有缺陷、宋万握有一定军权、宋万自身素质较高等客观条件,但也有导致其功败垂成的不利因素。宋国大夫华督弑宋殇公与宋万政变同为宋卿弑君却成败殊异,这值得反思。

论公羊家“从道”与“从君”的思想张力——以《公羊传》“赵盾弑君”说为中心

晋国大夫赵盾并未杀害灵公,《春秋》却加弑君之罪于其身。在其昆弟赵穿将灵公杀害后,赵盾未尽其忠而讨伐弑君者。《春秋》以“加弑”之辞归罪赵盾,是要正君臣大义,明尊卑之序,谴责赵盾只晓得君臣之“文”而漠视君臣之“质”,是对“尊尊”之义的阐释。然而在《公羊传》的叙事语境中,借着经文“复见”赵盾引申出“君君、臣臣”之义,赵盾成为仁道的代表而受到车右、甲士以及百姓的保护,灵公因乱杀膳宰、嬉戏群臣则成为受贬责的对象,敬贤人、贬恶君而从道的思想跃然纸上。由此,经、传的不同价值取向则突显出“从君”与“从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汉朝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从君”作为行道的必要条件被确定下来。迫于政治形势,公羊学家并未认可赵穿弑君的行为,而是希望借助教育与进谏两种方式来平衡君道关系,实现其“得君行道”的政治愿景。

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

本文对于隋文帝被其子炀帝所弑以及隋文帝弑君两件公案 ,通过对具体史料的详细分析、考证认为 。

司马迁笔下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弑君事件

春秋时期诸侯国弑君事件极为普遍,《史记》明确记载的有40例。本文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深入分析,总结出春秋时期诸侯国弑君事件的多种形式,归纳了弑君事件的各种原因,以把握司马迁对典型事件和被弑君主的不同情感态度。

“赵盾弑君”发微

赵盾是春秋时期重要政治家,也是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太史董狐之笔"赵盾弑其君"在微言大义上似乎有理,然与历史事实不符。睽诸史籍,历史真相实是赵穿弑君,赵盾对此并不知情,赵盾弑君同谋或主谋说难以成立。赵穿袭杀灵公,赵盾承受恶名,这既是历史的悲剧,又属历史的无奈。"赵盾良大夫"说不仅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大思想家孔子的一种卓识。

《史记》中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弑君事件

春秋时期诸侯国弑君事件极为普遍,《史记》中有明确记载的共有40例。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深入分析,总结出春秋时期诸侯国弑君事件的多样形式,概括出弑君事件的多种原因,分析司马迁对典型事件和被弑君主的不同情感态度。

《左传》弑君现象之文化根源考论

《左传》中有不少弑君现象的记载,作者在分析这些现象后发现,春秋时代的＂弑君＂现象有更深的文化根源：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经济进步引起了政治上的权力之争;礼崩乐坏与春秋礼制文化的变化;历史偶然事件中所透露出来的政治利益的驱使和人性的种种自然流露。对弑君现象文化根源的考论,可以成为我们观察春秋时代礼制文化发展变化的窗口。

何种弑君?孰当讨贼?——以《春秋公羊传》关于“君子辞”的讨论为中心

自古以来,儒家视君臣为大义所在,故以弑君为大恶。面对弑君之罪,《公羊传》区分了三个不同层次的责任主体,即天子、方伯或诸侯、臣民。然而在周末礼崩乐坏的政治背景下,臣民通常负有最主要的讨贼义务,不过,《公羊传》又基于对现实情形的具体考量,提出“君子辞”之说,从而宽恕了臣民不能讨贼之过。文章又结合宋以后儒家对此问题的不同态度,揭示了儒家关于此问题所固有的张力。

关于春秋弑君若干问题考辨

对于春秋时期频繁出现的弑君现象,后世一直有"弑君三十六"的说法。这种说法有着严苛的标准,对全面认识春秋弑君问题很不利。通过重新界定时间和弑君定义,拓展文献来源,重新考证和统计,春秋时期的弑君事件实际共有79起,其影响不可低估。弑君的新君继位后,驱逐和诛杀群公子,重用异姓人才等做法推动了春秋列国的社会政治变革,促进了社会发展。

莎士比亚戏剧中弑君篡位者的艺术特色和独创性——以《麦克白》与《理查三世》人物形象为例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诗人、剧作家。本文讨论了莎剧《麦克白》和《理查三世》中的两位国王,同时也是两位弑君篡位者的行为与性格相似与相异之处。文章通过对人物的分析研究来发现莎士比亚在创作中的艺术特色:人物形象独具特色、刻画生动;情节集中、发展迅速、内心独白丰富。两部戏剧的独创性在于对人文主义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的凸显。

从鲁国的弑君现象看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

文章着眼于鲁国这一诸侯国的弑君现象,从而去了解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作为保存周礼最完好的鲁国也会出现弑君现象,那么春秋时期大多的诸侯国也难以避免。文章用文献研究法与个案分析等方法相结合,探析出弑君者或是为了宿怨,或是为谋权争权等原因而弑杀君主,造成内乱,这显示出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家臣在这个争霸的时代,渐渐脱离了礼乐制度的约束,政权渐趋旁落,周王室的地位越来越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典章制度已经难以实现它应有的约束力。

《麦克白》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试论作为弑君共谋的班柯

文章试图论述班柯因皇上待其不公,且在内权欲的驱使下,故意隐瞒女巫的预言,并与麦克白暗中密谋,敦促前者犯下弑君罪行,自己则藏于幕后,企图成为众王的始祖。班柯的举动,直接促成麦克白成功弑君,使得前者成为整个事件的关键角色。

赵盾:从专权到弑君

赵盾弑君是为春秋记载中良大夫为法受恶的典型事件。本文试图通过对灵公与赵盾的矛盾分析，重新解读这一弑君事件的内在原因，探寻董狐直笔写下“赵盾弑其君”的社会政治意义。

赵盾弑君小议

《春秋》时,卫灵公卒,其子蒯聩出亡国外,国人立蒯聩之子辄。孔子以为蒯聩之亡非其罪仍应立,不能以辄代,于是儒家“正名”之议以起。按:有子立孙,悖于“父死子继”之成规。许世子止之不尝药而父死、《春秋》以为讥,则近于诛心。夫父有病,子无病,药石之灵讵能相同,以不尝药讥子,天下宁有是理耶?故后世议儒家持论过刻,不近情。此其一例,吾无间言。

《春秋》讳弑君笔法试析

春秋时期的弑君事件所反映出的通常是此诸侯国的政治不安定、礼乐制度约束的缺失,以及周王室地位的衰微,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极度动荡和人民的流离失所。作为礼乐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对于不符合礼乐的弑君事例采用了讳弑君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春秋笔法。弑君是政治不协调的结果,而讳弑君是维护礼乐制度的需要,它不仅表达了作者的情愫,同时给释者留下无限阐释的空间。

文本中的政治——谁是弑君者

《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一书从法律角度还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律师约翰·库克起诉国王的故事。本文以该故事为分析文本,阐述了议会权力战胜国王权力、“契约协定”思想取代“君权神授”思想的历史进程。查理一世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其实是他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对查理一世的审判是英国近代宪政体制得以形成的关键,对欧洲以及北美殖民地也带来了巨大冲击。

明代蒙古史上的弑君事件及其前因后果

明代蒙古史在整个蒙古史上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代，先后发生了８起弑君事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蒙古社会政治的混乱局面，从中不难看到明代蒙古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明代蒙古社会的动荡不安。本文从弑君事件的当事者、肇事者及其前因后果三个方面，对明代蒙古史上发生的弑君事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旨在勾勒出明代蒙古史混乱局面的缘由。

在“弗雷泽讲座”中误解弗雷泽——神圣王权中的“弑君之俗”及其人类学讨论

在古典人类学经典之作《金枝》中,弗雷泽基于神圣王权的考察,并从巫术思维出发,就神圣性、整体性以及宗教起源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探讨。通过解析1948年和1982年的两场"弗雷泽讲座"中关于"弑君之俗"的人类学讨论,文章指出无论是埃文斯-普理查德埃基于非洲考察而表现出的对政治制度和权力秩序的关注,还是利奇的欧洲研究所展现的对宗教思维和知性逻辑的迷恋,均表明现代社会科学并没有真正理解和继承弗雷泽的学术遗产,也因之丢失了一些值得深究继续的研究议题。因此,对于日益精致严谨却也越发狭隘拘谨的当代人类学而言,重新继承早期人类学古典文明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视野,正是其重获学术想象力和理论解释力的一个关键路径。

金世宗参与海陵王弑君夺权史事考

金熙宗皇统末年,政局动荡,海陵王在废立之谋已出现时,弑杀熙宗夺权而立。海陵夺权既是为保证统治权力不会旁落太祖一系之外,也是继续发展金初社会改革进程的重要举措。金世宗作为太祖一系的重要一员,从《金史》所记之零散史料可以证明,世宗参与了海陵夺权之事,至少是海陵夺权事件的支持者。

论曹魏的刚烈之君曹髦——兼辨司马昭弑君事件

曹髦虽为曹魏末世的傀儡之君,在位时间较短,在政治上亦无大的作为,《三国史》作者陈寿批评曹髦是“轻躁忿肆,自蹈大祸”。但他无所畏惧,奋起抗争,敢于与权臣司马昭拼死一搏、视死如归的精神还是十分可贵的,所以在民间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司马昭弑君并非为了加快代魏步伐,而是为了保全其家族。曹髦突然亲自出马讨伐司马昭,事起仓促,司马昭猝不及防,毫无准备,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弑君”实属被迫无奈的自卫之举。此事带来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司马昭亦为此留下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