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房中的“俗”:张爱玲的“弑母”书写与自我疗救

1943年至1944年,张爱玲创作了大量以洋房为叙事空间、以“俗”为叙事核心的小说,“俗”包括俗物钱及俗事婚恋。这类小说的情节推进与主旨显现同“洋房中的旧母亲”这一形象紧密相关。洋房虽为西式建筑,但由于旧时代母亲主宰洋房空间,故而装载着中式伦理,又因作为母亲的日常生活空间出现,所以还充斥着“俗”。洋房与“中”“俗”的参差叙事中,呈现出了母亲围绕俗事婚恋与俗物钱的互动。互动中“俗”弑杀了母亲,令其出现双重“死亡”。至此,洋房空间内,母亲从权力主体变为了“俗”的权力载体,空间权威完成置换。此种弑母的书写模式体现了张爱玲对母女关系对立走向的梳理,隐含着张爱玲的自我疗救。

残缺式教育下的惨剧——中学生弑母案的反思

服务于现存社会,并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来塑造人的教育是残缺式教育。为了应付考试而忙碌并由此承受巨大压力的地狱式过程是我国未成年人受教育的主要过程,从而酿成一系列中学生弑母案的惨剧,这也是我国未成年人成长的悲剧。我国当前已到了一个需要全面审视与反思我国基础教育的时期。以商谈式交往理论构建我国基础教育模式是我国未成年人教育的理论性反思,而充分完善与保障我国未成年人参与权是我国未成年人教育的法律性反思。

从替母到弑母——《金锁记》与《钢琴教师》中的母女关系比较

《金锁记》与《钢琴教师》两部小说里的母女关系跟传统的母女关系大相径庭,不再是温情脉脉,而是母亲压迫与女儿压抑的异化关系。同样是反抗,《金锁记》里的长安体现出了替母的倾向,而《钢琴教师》中的埃里克则有弑母的考虑。

新媒体时代标签化的成因探析——以“北大学子弑母案”为例

2019年4月20日,时隔四年之久,涉嫌弑母北大学子吴谢宇在重庆落网。“北大学霸”的自带话题属性、“天才恶魔”的标签化解读与“弑母”的伦理性震惊,这些被贴在吴谢宇身上的标签都成为新媒体时代媒体成文的众多话题之一。但不论是哪个标签引发的热议,媒体对这一案件的报道都应客观谨慎,因为现在整个案件还未送上法庭审讯,嫌犯的审问也还没有结束,网络上流出的很多都是未经证实的旁枝细节和未经正规渠道发布的所谓的“合理猜想”。

义务论视阈下的媒体报道失范--以“吴谢宇弑母案”相关报道为例

2016年发生的吴谢宇弑母案曾轰动一时,2019年罪犯落网后再次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讨论。案件告破后,媒体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报道,通过挖掘吴谢宇的性格与成长经历以分析其作案动机。在这些报道中出现了真实性不足、新闻娱乐化和媒介审判等各种伦理失范行为。本文试分析在吴谢宇弑母案告破之后媒体的报道失范行为,用康德义务论的观点指导媒体的报道实践,让媒体根据自立的准则规范其报道话语,从而更好地发挥正面引导大众舆论的社会公器的作用。

痛定思痛 回归人文——由“中学生弑母”引发的对人文教育的思考

两年前发生的“中学生弑母”事件早已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我个人以为,产生这一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在一代青少年中严重存在着人文精神的缺失,以至于影响到人格健全。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中学生弑母”以及一些地方发生的学生恶性犯罪事件固然是一个悲剧,但更大的悲哀是它背后有着长期滋生这类现象的生存土壤。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有必要反思如何在学校形成一个培育人的意境、品位、情趣和健全人格的良好氛围。“中学生弑母”及后来的“伤熊事件”,让人从放任和误导中警醒起来,促使我们反思教育的失误和人生价值评价体系的扭曲。

少年弑母因起不堪唠叨

读了个少年弑母的报道,发人深省。讲的是一个三口之家,父母与17岁正读高中的儿子。长年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很少回家,母子相依生活。令母子关系由依恋逐渐演变到紧张与对立的根本原因是母亲对儿子学习期望过高,且期望的话反复、经常地挂在嘴边。于是,儿子心理不堪唠叨,难担重负的巨大压力终于导出了一场弑母的极端行为。

论我国中小学法治教育的理性价值及其实现——以“吴某弑母案”为切入点

在“吴某弑母案”中,吴某弑母的前后行为表现出是非观念和法律观念的严重缺失以及家庭教育和学校法治教育的缺位。加强中小学法治教育,对于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预防价值、保护价值和底线价值。我国中小学法治教育起步晚,地位存在附属性,目标定位不准,教学方式单一,教师法律素养缺乏,评估机制缺失。为此,需提升中小学法治教育地位,创建独立法治课程,分级细化目标,创新多元化教学方式,培育优秀师资,健全评估机制,以实现中小学法治教育的理性价值。

一怒弑母，乡村血案背后情何以堪

离开家乡十几载，归来时孑然一身，穷困潦倒的男儿一怒弑母。拷问血案的真实原因，是亲情的淡漠？母爱的缺失？抑或是三十多年前那场换亲悲剧？

少女弑母 只缘痛恨母亲痴迷婚外恋

马年新春伊始,湖南省会同县高椅乡爆出一桩特大新闻:该乡杉木村村民张小梅与其侄儿王正长、王正华先后中"邪",结果张小梅命丧黄泉,王正华、王正长经医院抢救方脱离危险。令人震惊的是,投毒杀人的凶手竟是受害人张小梅的小女儿王倩倩——一个相貌清秀,年仅13岁的小学六年级学生。13的少女为何弑母?笔者带着这个疑问到高椅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令人深思的案发原因终于浮出水面……

逆子弑母

“如果我把我的母亲杀了，也许我的父亲就会来管我，我家的亲戚看我没有母亲了，也会给我钱花，那么我的生活就会好了！”

假如他能陪父亲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吴谢宇弑母案的另一视角解读

我有个朋友,她爱人因患癌症不幸去世,两个月后她儿子出现抑郁、失眠等症状。她陪儿子来我这里咨询孩子的心理问题,我马上想到了那个造成极大轰动的弑母案主角--吴谢宇。很长时间里,他想象着父亲在老家孤独死去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论西方悲剧精神的命运问题

命运是西方悲剧精神最有代表性的审美要素之一。西方悲剧精神的命运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自觉提出,其内涵是关于人类社会里历史与人伦悖论的深刻理解和透彻说明,其表现形式是“弑母弑父”的情感痛苦。命运问题还会在历史辩证规律下发生奇妙的轮转换位,历史与人伦的悖论转化成了社会统治意志与个人自由情感的矛盾,其表现形式是“杀不死父母”的肉体磨难。

论埃斯库罗斯《奥瑞斯特斯》三部曲的悲剧性

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特斯》三部曲是在人神有别的英雄时代展开的悲剧,三部曲的核心情节《阿伽门农》中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杀夫和《奠酒人》中的奥瑞斯特斯弑母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而这种不同在《报仇神》才得以呈现出来。悲剧虽以和解结尾,但却揭示了人的生存处境的悲剧性。

露西·伊利格瑞:性差异的女性哲学

法国哲学家露西·伊利格瑞通过对西方话语和社会想象所蕴涵的阳物霸权的颠覆性阅读,通过建立以“作为二”的自然为基础的女性哲学,试图昭示和张扬女人的单个性、女人性和性差异,从而要求女人的公民权。本文是对伊利格瑞从女“性 ” 主义到女“权 ” 主义思想历程的一个简要评述。

去往梦幻天堂的杀戮——彼得·杰克逊的转折点

当我们历时性地品位杰克逊的作品与风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在电影事业上的一系列转变都集中于一个时间点,即1993年前后《梦幻天堂》一片诞生的那段时间。本文力图摒弃长久以来对导演评述的历时性写作风格,而倾力于关注杰克逊职业生涯中这个重要的转折点,并以此为基础,将讨论延展到杰克逊成功前后的积累与勃发。另外,作为世界电影的一个分支,《梦幻天堂》本身也呈现出新西兰电影所特有的民族性,并从中体现出杰克逊(作为一位新西兰导演)与好莱坞主流文化间的相互借力、融合与博弈,因此这也不失为世界民族电影应对强势的经典范例。

成长的困境与俄狄浦斯情结

影片《黑天鹅》运用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来营造剧中人物的心理折射,使得人物的心理斗争不只停留在情感层面,也外化到人物肉体上。主人公尼娜的成长环境是个＂父亲＂缺席的世界,28岁的她仍未经过俄狄浦斯情结的阉割,心理尚处在儿童期。也是在这个时候,尼娜借助《天鹅湖》选角的契机,经历了一次挣脱母体温床的极端成长,赢得了母亲之外的＂他者＂的肯定。这一成长过程终伴随着暴力而血腥的＂弑母＂冲动。

温暖和爱意的追寻——聆听《岸上的美奴》

细读《岸上的美奴》文本,进行全部的情感体验投入不难发现,作家运用弗洛伊德理论构建了一个恋父弑母的故事,作家开始便以温情的叙述,如同天籁般道出一个遥远的故事,略去的是善恶两端的倾向性,展示了芜镇人的冷漠一步步将美奴推向罪恶的深谷,指出寂寞与屈辱对人性成长的羁绊,对不同生命个体价值思考的同时折射出对信仰缺失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