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集权的冲突:关于“托克维尔悖论”的制度性解读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观察到了两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后概括为“革命松动”与“繁荣加速革命”的“托克维尔悖论”。通过对“托克维尔悖论”的制度性解读后发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由于“松动崩溃”的心理效应,而是由于法国自由与集权的制度性冲突所导致。《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论美国的民主》两书中都对“政治自由”进行了阐述,虽具有一定的差异,但都指向了公民参与这一形式。自法国中世纪以来便存在着以等级议会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传统,然而行政集权的过度强化导致政治冷漠,从而使得这种自由精神逐渐隐退。然而行政集权与自由精神的矛盾却从未消失,大革命最终爆发于自由与集权冲突之中。

贫困，国家与托克维尔悖论：《济贫法报告》中的社会政策思想

本文拟从社会政策学角度考察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探讨托克维尔有关英国即将爆发革命的预测失败之原因。通过解读《济贫法报告》等著作,本文发现托克维尔考察英国济贫制度时,在实地调查、文献梳理、文档收集等方面有许多不足之处,他全面接受了当时功利主义的观点,误解了英国社会权利的来源和影响。此外,他受到国家理论的局限,过于重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遗漏地方社区政府的重要角色,从而忽视了地方自治政府在横向和纵向上在提供社会福利时的高效率和巨大作用。

关于托克维尔悖论的历史解读

本文从政治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托克维尔悖论。18世纪,法国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完善和日益壮大的市民社会之间出现巨大的张力。传统政治体系无力创造出一种政治话语来吸纳第三等级中新兴社会阶层,这不仅无法赋予中央政府改革的合法性,也给新社会阶层带来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政治语言与实际操作的背离大大削弱了旧有的意识形态,结果平等自由的新思想大行其道。本文指出尽管在政体研究上托克维尔极富洞见,但是他对于新生的社会阶层如无产阶级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所以会出现他强调自由,却担忧平等的现象。

改革开放：中国实践对“托克维尔悖论”的回击

“托克维尔悖论”源于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清末新政”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也可视为这一悖论的实例。与这几次改革相反: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好的政府推动、政府稳定性不断增强、最危险的时刻出现于改革之前且改革获得成功,由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力地回击了“托克维尔悖论”。究其原因,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以下特点:改革目标是增加国家利益而非统治集团利益;改革由凝聚力极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级政府具体推进;以渐进举措推进改革;基于经济改革的成功推进政治改革;改革的领导者、推进者极为廉洁。老挝和越南的“革新开放”是复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实例,基于这两个实例的分析能够发现:一些举措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回击“托克维尔悖论”经验的普适性。

“托克维尔悖论”对于转型期国家治理的价值启示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了几个经典的"托克维尔悖论",一是经济发展与革命的悖论,即"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革命往往在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二是平等与自由的悖论;三是精英与民众的悖论。这些悖论客观、理性的分析了法国社会当时存在矛盾和问题,以此经验,对分析、解决今天中国在转型时期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对改革攻坚时期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该文通过对"托克维尔悖论"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把握方向,明晰重点,更好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悖论研究

为什么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为什么法国人追求自由的结果成了平等的仆役?这些看似矛盾、哲学上的悖论问题,却是法国大革命的现实,也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的精彩紧要之处。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的种种悖论,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王崎山同志多次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助于理解法国大革命对当下中国的重要启示。

繁荣时期闹革命——“托克维尔悖论”及其当代价值

1856年,托克维尔出版了其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此书中,托氏提出了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即繁荣导致革命的观点。对于"托克维尔悖论",笔者认为,首先,它颠覆了传统革命观,即革命与社会财富分配关系;其次,它仍然在20世纪的政治实践中不断上演,也极有可能在21世纪重演;更重要的是,托德维尔的这一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攻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治哲学视域下市场悖论的克服之道——兼论托克维尔方案的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政府与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认识日益深刻。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中,市场呈现出积极性和消极性并存的悖论状态。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优越性,但市场无限扩张又会导致利己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盛行,造成社会公共美德的陨落和精神生活的贫乏。托克维尔在探究民主的本性时,认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危机的表现形式与市场给伦理世界造成的威胁一致,据此提出的托克维尔方案主要是一种政治方案。托克维尔方案基于西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但为克服市场悖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路径,对我国进行基层民主建设、坚持推进政德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托克维尔悖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示

初版于156年之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2012年在中国意外成为超级畅销书。

“托克维尔悖论”评析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两个著名观点——"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繁荣加速革命到来"——常被解说成"松动崩溃"意义上的"托克维尔悖论"或"托克维尔定律"。这种"托克维尔悖论"凸显了心理效应在法国大革命发生过程中的某种实际作用,对深化大革命史学有一定的意义,但它终究不能说明大革命的根本起因。本文试图证明,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并无意于构建什么"托克维尔悖论"。他在书中的许多叙说也表明,他并不真的相信所谓"松动崩溃"这种心理效应能够自足地解释大革命的爆发,而他那两个著名观点的提出其实只是为了诱导读者和他一起去探寻大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他看来就是旧制度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权政策。但出于某些特别的缘由,他的话时常含混不清且自相矛盾,容易引起误读。

解读托克维尔监狱悖论

托克维尔监狱悖论,是指西方“民主社会”中监狱内外在控制程度上走向两个极端的现象。托克维尔提出这一理论本意是为法国监狱改革铺路,但它对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美国式民主以及西方监狱改革运动的成败,仍有重要启发意义。首先,虽然美国社会倡导自由民主精神,却隐藏着诸多导向集权专制的因素,多数派可能会通过民主决策加强对少数派的控制。普通民众对犯罪的恐惧也促使监狱部门加强对罪犯的管控。其次,监狱内外并非自由与专制的截然二分,而是在同一种“控制的文化”之下。权力的运作不是单面向的,自由与控制也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而是促进与制约的双向联系。再次,防止监狱专制的终极武器不是平等和民主,而是人道和自由。人道主义要求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尊重罪犯作为人的权利,自由主义则要求防止监狱过分限制罪犯的权利,这两者都旨在限制监狱部门对罪犯权利的过分限制。最后,社会控制不能偏重正式控制、硬性控制、自上而下式控制、事后惩罚式控制,而要兼顾非正式控制、软性控制、自下而上式控制、事前预防式控制。罪犯不是社会的敌人,而是社会的一分子。只有如此看待罪犯,才能有效防止监狱内部的专制,进而防止对整体社会的过度控制。

入世的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思想之旅

阿尔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一位全球化的知识分子,其研究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思想史等领域,在国际上有着巨大影响。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米·阿德尔曼出版了《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长篇学术传记。作为这本传记的中译本导读,文章在第一部分先简述了赫希曼的坎坷、传奇和辉煌的生平。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赫希曼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包括"不平衡增长"、"隐蔽之手"理论等。赫希曼本人还提出了"基尼系数"、"极化涓滴效应"、"隧道效应"以及"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等概念。正是因为赫希曼有如此众多的理论贡献,他曾被人们誉为"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第三部分回顾了赫希曼晚年著作和思想,着重介绍了他的最重要学术著作《激情与利益》、《转变与参与》和《反动的修辞》三部主要学术著作中的一些理论观点。赫希曼作为一个从人类社会观念史大背景中思考现实世界问题的当代思想家,他所留给世人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运作的一些"伟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