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第一部中国通史:冯秉正法文版《中国通史》的出版历程与反响

本文梳理了冯秉正法文版《中国通史》出版所遇到的长达四十年的阻滞和一波三折的历程,并对造成此种情况的政治和学术原因进行了分析——无论是18世纪复杂的政治气候,还是因上古史纪年立场引发的与《圣经》拉丁语译本的冲突,都是理解这一历史现象的关键。除此之外,本文也描述了《中国通史》出版时法国和欧洲各方面的初步反响情况,并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探索。弗雷莱和格鲁贤等学者为这部作品的出版不遗余力地奔走和努力,充满了文明背后的深邃含义。对出版各方面的分析像一个宏大事件的解构和重组,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史细节。

《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的作者应是孟德斯鸠--与米格尔·贝尼泰兹教授商榷

黄嘉略的巴黎日记真实可信是各国学者的共识,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所撰《黄嘉略的巴黎日记》所据即为此日记。日记中确切地记载了孟德斯鸠与黄嘉略的多次会见。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的贝尼泰兹教授之所以质疑孟氏曾与黄氏会见,原因之一是他不清楚孟氏此时的名字是拉布莱德。黄嘉略的经历表明,其法语水平足以保证其与孟氏的会见和谈话不存在语言障碍。贝尼泰兹教授认为,从时间上看,《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不可能出自孟氏笔下,应是弗雷莱所作。贝氏得出这个错误结论的原因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特别是汉语知识有所欠缺,甚至误将中国明代《字汇》首先采用的汉字214个部首视为弗雷莱在1715年的"发现"。孟氏手稿中"黄"字与众不同的拼写、孟氏对黄氏所唱福建民歌的释读,均为该文确实出自孟氏的无可辩驳的明证。2007年牛津版《孟德斯鸠全集》第16卷主编仅凭贝尼泰兹教授一家之言,就在事实上将此文剔除在孟德斯鸠的著述之外,似乎不够慎重。